2011年12月30日，长沙市曾将1108名各区和市直部门领导干部及民情联络员的联系方式向群众公开，随后，各区、县（市）也公布了本级领导干部的电话。但一年半后，《法制周报》以《长沙公示干部电话10个里面有7个打不通》为题报道了记者的暗访发现——有的领导干部认真回答了记者的问题，而有的领导干部则回应“打错了”，或者直接挂断电话，或者拒接。（据6月16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报道）
公布领导干部电话，长沙不是首例。近年来，公布领导干部联系方式几乎成为展现政府开放姿态的“必修课”。温州市曾公开了近600名机关干部工作电话；昆明市也曾公布从市委书记、市长到市直各部门党政领导班子成员的电话；山东菏泽市、陕西咸阳市等地，都曾先后公布过有关领导干部的电话。
此举无疑给领导干部提供了密切群众关系的新通道，为广大群众随时反映情况创造了有利条件，也在一定程度上显示了地方政府执政理念更加开放、执政方式更加透明、服务意识日益浓厚，可谓用心良苦。
但是，近年来各地“运动式”地公开领导干部电话不少都沦为“无言的结局”，半途而废者比比皆是。从火爆登场、热闹一时到接听率不高、问题解决率也不高，再到乏人问津、渐被遗忘，几成规律，长沙方面前后热冷之间的变化，不过再添了一个新例。《工人日报》就曾报道，一些城市的“市长热线”开通之初红火一时，后来就由热变冷，逐渐流于形式。我们欣慰于这些地方的开放和透明，也失望于其“昙花一现”的尴尬。
公布领导干部电话的政策善意至少要有两个预设前提：一是民众有直接打电话给相关领导的“需求”；二是拨打官员电话后问题有望得到解决。前者依然多多少少透着点“人治”色彩，其潜台词分明是遇事找领导，或者说领导“干预”才有助于问题的解决，以致日常性渠道和常态化制度黯然失色。至于后者，在很多地方的“市长热线”难以尽如人意的尴尬现实面前，冀望于一个电话以及电话那端的一句承诺就可以解决问题，显然缺乏制度性保障。公布了电话号码未必有人会接，接了未必能给予满意答复，答复了也未必会落实，落实了也未必能及时……仰仗单个领导干部的“政治自觉”显然不如依靠刚性的制度约束，而零星的服务承诺也远不如行政理念的整体革新。
由管理型政府向公共服务型政府的职能转变是一个系统工程，各级政府的执政理念也应该与时俱进，少些“人治”思维，多些“法治”举措，少些“昙花一现”型的“运动式”花哨创新，多些良性制度积累。如果每个政府部门均能恪尽职守，如果阳光行政普遍化，又何需民众拨打相关领导电话“直接”申诉？实现行政透明和打造“公共服务型”政府，远不止公布几个电话号码那么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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