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2岁的漯河人周三江倒在郑州东区的马路边上，再也没有醒来。周三江72岁的老父亲来郑州商都路派出所办理死亡证明时被索要3000元运尸费，而且不开票据，这个数字顿时吓住了老人。从周三江的死亡地点到医院太平间区区15公里，为何会花费3000元运尸费？警察和太平间工作人员均表示，这是“不成文的规定”。（6月16日《北京晨报》）
“挟尸要价”并不陌生，从最初的溺亡打捞尸体，到医院太平间停放尸体，再到非正常死亡运送尸体，尸体在不同的场合，都充当了裹胁特殊需求，谋取暴利的“道具”。如，5月台州温岭一对情侣跳河溺亡，警方帮忙联系打捞，打捞队员先谈价格，开始要价一万二，最后在当地村民和民警的调解下，价格降到三千元；前两天，有一具尸体在太平间停放67天，河南通许县人民医院管理太平间的男子要价4万多元。医院负责人称，太平间被个人承包，收多少钱是个人的事。而运尸15公里，要价格3000元，更是离谱。
此种行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比趁火打劫更甚。这里面既有家属悲伤痛感被捏着的无奈，更重要的是带着普遍共性，不免会让更多的公众对死的尊严条件反射式地隐忧，世事难预料，谁能保证逝去之后不被要挟？将零碎的个案关联起来不难发现，几乎每个个案都有两个特点：
一是特殊的需求，都由所谓的市场来满足，形成了相对垄断而又无法替代的供给洼地，但凡与尸体相关的服务，因其忌讳，具有相对的稀缺性。二是公共部门道德与义务让位于利益，或者被需求裹胁。譬如，河南通许县太平间被外包成为牟利的工具，其实是医院拿公益寻租，甚至存在可能关联的利益输送。而郑州这个案例中的警察，显然更有权力要挟的味道，一边拿“死亡证明”卡着家属，一边则代言着运尸经营者的利益，尽管最终警察作了“主”，降了500元，却从另一个角度留下了利益契合的蛛丝马迹。
其实，“挟尸要价”并不复杂，可以简化成权益与利益的冲突，一方面权益因服务的特殊，处于更加弱势的位置，更容易受到侵害；另一方面利益所具的诱惑，更易于成为多方共享的蛋糕，进而变成游离在公共管理之外的规则，从而使得权益变成个人与规则的利益博弈。
“挟尸要价”再证公共机制缺失，权益因壁垒的虚无而被利益冲击得体无完肤。笔者以为，在公众遭遇非正常突发事件时，政府需及时提供必要的救助和真诚的抚慰。一方面，诸如尸体打捞与尸体运送等，应纳入公共救助体系，有专门的机构和队伍来做这件事，而非全部推给社会自主来满足；另一方面，要理顺公益性服务的定位与管理机制，不能简单地归类给部门，单纯通过限制收费来实现，而需要切实增加投入，给予应有保障，不让公益成为鸡肋。此外，还要建立维权机制，畅通维权通道，防止公益异化让位于暴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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