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的生意不好做”，这几乎是所有旅游产业或第三产业经营者见面时的同一话题。与此同时，人们也试图找出生意不好做的主、客观原因，并通过各种办法解决企业面临的生存和发展问题：恶劣的气候、经济的滑坡、禽流感肆虐以及“八项规定”。其中“八项规定”可能是目前人们最为关心也是最难绕过的主要因素。这也是5月25日“2013清远旅游企业‘合理消费就是慈善’营销联谊会暨清远市自驾旅游协会发起筹备会”的讨论话题之一。
“吃、住、行、游、购、娱”是构成旅游以及旅游产业链的六大要素。其中，吃、住、行是生存刚需，而游、购、娱则是精神升华。按说，“八项规定”管理的是公务员的特定群体以及这个群体的公款消费，与旅游行业六大要素的经营并不搭界。但是，若将公款消费的“公款”的二字去掉，则不能说没有关联了，因为所有旅游六大要素的产业链形成都离不开消费来拉动。而最重要的是，消费行为的实施都是一个个具体的人来完成的。所以，离开了消费的群体就失去了服务的需求。
中国人可能是最喜欢吃的民族，也可能是最讲究吃的民族。这和中国的历史发展有关。中国的历史是历代王朝政权更迭的演变史，而任何朝代的更迭都是通过暴力和战争完成的。战争所带来的不稳定社会因素，直接影响的就是生活必需品，尤其是粮食的生产和供给。“日求三餐，夜求一宿”是中国普通老百姓对生存的最基本要求。而一旦社会稳定、国泰民安，中国人的生产力就会获得极大的释放，创造出许多超出生活必需的物品。而这个时候，要消耗掉这些产能过剩的东西，就只能通过奢华排场来实现产品的增利。这种现象不仅仅是今天号称“世界老二”的中国才有，实际上“大唐盛世”、“南宋中兴”的时候就已如此。而清代独创的“满汉全席”则是中华饮食的巅峰之作。
然而，不能不提的是“满汉全席”并非皇家宫廷的发明，却是扬州“大厨房”专为到扬州巡视的“六司百官”办的。满汉全席源于扬州，而且其目的就是专为高级公务员提供服务。在此，我们可以看出，公务消费贯穿于整个中国历史社会的发展过程中。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八项规定出台后，依然有人藏起来吃动辄过万的豪宴，喝平民百姓听都没听说过的名酒。吃饭喝酒的过程本身就是一个权力寻租、买卖交换的过程。上至所好必有下至所为。在这个杯光酒影的饭局里，买卖双方都在寻找着商机和达成合作的默契，当然，也在考察着对方的酒量和酒品，实际上并非所有的饭局都有成功的交易，自然也就免去了下一步更多的交往。铺张浪费的过程之中，往往也带来了时间成本的节约和交往效率的提高。
八项规定作为新一届领导人的重大决策，正在引领着中国走向健康而理性的消费时代，正在改变着中国的官场和社会生态。身边的朋友的感言大多是积极而且正面的。少了为工作宁伤身体、莫伤感情的拼命，多了自己和家人见面、共享天伦的乐趣。可是任何事物都具有两面性，我们也必须看到公款消费停止之后，大量与旅游产业链相关的企业已经到了生死攸关的时刻，因此，民间对政府要求的呼声也在不断提高。每个党员干部本身也是一个具体的人，他们和他们所在的单位消费是否应该有一个具体的消费指引。最近有关职场个人幸福感调查显示公务员是最不幸福的群体，虽然有些偏颇，但也具有现实的一面。信息发达无孔不入的时代，每个人都难以将自己的行为从公众的眼光中彻底地掩藏起来。香港廉政公署有人均消费午餐350元、晚餐450元的规定，这就是标准。而汤显明任职期间人均消费1100元，这就是违规。相比较我们人均60元的标准，在目前物价高企的时代，是否又有些“矫枉过正”呢？
任何社会的发展都是在旧的矛盾化解而又有新的矛盾产生的演变过程。政府机构是人民社会的委托管理方，人民群众则是社会利益的切实关联方。中国社会三教九流，信仰各异，但归根结底还是利益分配是否合理的问题。“中国式过马路”看起来是行为的表象，而其根源却仍然在于人们对前方未知利益能否合理得到和保障获取的问题。如果这些问题不解决，不管是为官还是为民，所有的人都会争先恐后地跑向马路的对面，而无视交通灯的存在和自己生命的危害。而回归到旅游和第三产业的发展，市社科联副主席邹锡恒指出：“官商勾结是不允许的，但是官商合作却是不可少的”。官商勾结是潜规则，其危害甚于毒大米；官商合作是阳光的，其好处惠及全社会。有了一个阳光的社会，“中国式过马路”现象就会从我们的生活中逐渐消失。旅游企业也会像森波拉温泉景区一样，在做好服务、提升品质的同时，利用自己的森林农场，开辟健康食品市场，使游客的各种需求都得到满足。那么，八项规定就不再是旅游产业的紧箍咒，而是市场走向合理消费的指南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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