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最高人民法院常务副院长撰文表示，包括河南赵作海杀人案、浙江张氏叔侄强奸案，审判法院在当时是立了功的，至少可以说是功大于过的，否则人头早已落地了。面临来自各方面的干预和压力，法院对这类案件能够坚持作出留有余地的判决，已属不易。（相关报道见今日本报7版）
面对这则新闻，如果不通读全文，很容易被标题党所误导，误以为法院是在“表功”。事实上，沈德咏说“功大于过”是有前提的，即从法院所面临的来自各方面的干预和压力而言，法院的这类判决应当是“杀无赦，斩立决”的。如果从这个角度讲，法院面对这类案件能够坚持做出留有余地的判决，确属不易。
另外，在辩解防范错杀上“功大于过”的同时，沈德咏并没有回避法院存在的错判问题。正如他所坦承，“毕竟这种留有余地的判决，不仅严重违背罪刑法定、程序公正原则，而且经不起事实与法律的检验，最终将会使法院陷入十分被动的地位。冤假错案一旦坐实，法院几乎面临千夫所指，此时任何的解释和说明都是苍白无力、无济于事的”。
既然冤假错案一旦坐实之后，任何的解释和说明都是苍白无力和无济于事的，那就要求法院必须尽可能地从源头上预防冤假错案的发生。为此，沈德咏开出了几乎包罗各个方面的内容的“药方”。而在我看来，在诸多的措施中，最为重要的就是公检法三家之间的相互制约。从某种意义上讲，只要三家相互制约的体系是运转有效的，那么冤假错案的发生概率可以说就是微乎其微。
当原本应该相互制约的公检法三家，变成只讲配合不讲制约的“一家亲”，冤假错案必然出炉。对此，清华大学教授张建伟有一个很形象也很贴切的比喻：现在的公检法的关系就像“刘关张”一样“桃园三结义”，这很荒唐，应该像“魏蜀吴”一样三足鼎立！
同样的观点，在沈德咏的文章中也有表述，他在强调公检法三家加强配合很有必要的同时，更强调的是通过三家的相互制约来防范冤假错案，正如他所言，“任何形式的联合办案都有可能埋下冤假错案的祸根，必须要坚决摒弃；任何程度的迁就、照顾都有可能酿成大错，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必须坚决杜绝”。
从这个意义上讲，与其说公检法三家相互制约是对各方的一种限制，不如说是一种基于程序正义的有效保护。以轰动一时的“赵作海案”为例，当时做出批捕决定的检察机关最初是有非常正确的判断，但在巨大的外部压力之下，相互制约的作用变成“不得不配合的义务”时，才被迫做出了错误的决定。
这从一个侧面说明，如果能够从制度层面保证公检法三家相互制约的机制落到实处，只要其中一家能够做出正确的判断，冤假错案就肯定不会发生，自然就会“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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