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政策要从根本上减少社会风险累积，防止危及改革自身，最终还是得回归那句朴素的老话——“吃饭是为了活着，活着不是为了吃饭”。
真理往往是朴素的，比如在金钱和生命之间进行选择，人们自然会选择生命而不是金钱。毕竟金钱只是人们生活的手段而非目的，就如同古希腊哲学家曾说过的“吃饭是为了活着，活着不是为了吃饭”。但是，当我们进入复杂的公共领域时，最朴素的道理也往往容易模糊，以至于造成很多政策的社会风险积聚，成为目前许多热点问题的根源。
上世纪80年代，深圳蛇口工业区主任袁庚境外考察回来，提出了“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口号。其实这一口号的原话后面还有两句，就是“顾客就是上帝，安全就是法律”。现在看来，顾客是否是上帝，屡屡发生的“炫耀消费”、“地铁进食”、“闯停机坪”等事情，说明“顾客就是上帝”一说有些极端。但安全列入法律，却正反映了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中，位于“吃饭”之上的更高层次的安全需求。
当时进行改革开放的探索前无古人，只能“摸着石头过河”，也只有发展经济的目标是明确无疑的，所以，“效率第一，兼顾公平”也就成为各项改革和发展措施的宗旨。加上政绩考核的压力，地方领导大多有尽快展现政绩的诉求，操作中必然会“矫枉必须过正”，更加极力强调其效率的一面。
目前成为热点的分配、住房、医保等几大社会问题，都有着上述指导思想的时代根源。比如，在住房政策上，当时中央的住房制度改革目标是“商品化”、“社会化”并重，并严格将住宅的经济功能限定在“使住宅业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但是，后续各地房改方案中，更强调住房的商品化一面，并决心“把住宅与房地产业培育为支柱产业”。从1998年正式全面房改开始，住房价格直线上升，拆迁纠纷频发，成为高居中国群体性事件首位的类型。在分配政策上，为发挥市场“无形的手”的激励作用，曾经“鼓励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以期达到“先富起来的人带动大家共同致富”。这种设计初衷是正确的，但中间缺乏自动实现机制，政府“有形的手”作用也未能及时跟进，以至于新世纪的基尼系数一直在0.47至0.49间徘徊，甚至有学者认为达到了0.61。这造成社会上弱势群体仇富心态日渐严重，富裕阶层社会安全感丧失，移民、资金转移增加，中等收入及工薪阶层税收负担加重。再比如，在医疗政策上，1985年开始的医改目标是“放权、让利、搞活”，直至2000年开始的医院产权改革，提出医药分家的改革方向。但在一些地方实际操作中，开始出售基层医疗机构，公立医院民营化。累积至今，医疗服务的公共产品属性逐年减少，医药费用扶摇直上，医患纠纷居高不下。
各项改革设计初衷都是相对目标正确、考虑全面，也一定是以“吃饭是为了活着”为政策之本；但一到操作阶段都是经济主导，忽略社会管理，变成“活着是为了吃饭”。所以，最近网友和发改委领导关于文件中是否说过“房地产业是支柱产业”沸沸扬扬的争论，实际上是“关公战秦琼”，说的是不同阶段的两回事。
好在从2012年起，中国经济增长目标首次调整到7.5%，一些经济专家依据经济理论计算出的GDP增速低于8%，就如何如何的说法也就不攻自破。2013年年初，两会产生的新一届中央政府将中国经济增长目标坚定地维持在7.5%，腾出时间和空间去处理社会问题，中央也提出重大决策要进行“社会稳定风险评估”。但公共政策要从根本上减少社会风险累积，防止危及改革自身，最终还是得回归那句朴素的老话——“吃饭是为了活着，活着不是为了吃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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