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在于约束权力，令掌权者对制度心存敬畏，加强对权力运行的监督，将“打招呼”关进制度的笼子。当人情不能大于原则、原则不能随意践踏成为全社会通行的行为规范时，“打招呼”的怪象自然会消失了。
办事需要找人“打招呼”，这似乎已经成为不少人认同的一条潜规则。在官场上，“打招呼”的魔力有多大，栽在这上头的可能性往往就有多大。据4月15日《新京报》报道,利用职务便利，通过直接插手或者给相关人员打招呼等方式，为利益相关企业办理资质、承揽项目等提供帮助，进而收取房子、股份、名车、美元、名表等，这是住建部建筑市场监管司原副司长刘宇昕常用的敛财手法，近日他被法院一审判处12年徒刑。
除了人们见面时表示礼貌和友好的字面意思外，“打招呼”的另一层“中国式”涵义，是就某项事情或某种问题通知或关照有关方面予以照顾，而这层意思已渗透到了社会生活的不少角落。孩子原本可能上不了某所知名小学，打了招呼就上了；去医院看病原本得排长队还不见得能挂上专家号，打了招呼就挂上了；很多人挤破脑袋想要去的单位，打了招呼就去成了……难怪有人感叹：“没有关系可能跑断腿都办不成的事，有人靠打声招呼一句话就办妥了。”
由人情维系各种社会关系是中国社会文化的一个特征。而“人情”从好处说是重视人与人之间的温情和交情，从另一个角度理解，则是很多事情都要靠关系、拼人脉方能搞定。而这样的传统若遇到权力缺乏有效监督和制约的现实，则极易演化为拉关系、走后门、权钱交易、腐败滋生。像上述刘宇昕那样落马的官员便是鲜明的例证。
打一声招呼，原本欠缺条件的建筑公司办理了特级资质；打一声招呼，原本要公开竞标的工程内定给了某位承包商。除了能给人谋取巨大私利，“打招呼”在提拔干部方面照样通吃。“造假骗官干部”王亚丽的例子尤为突出，石家庄团市委原副书记王亚丽的姓名、出生日期、父母身份、入党等基本情况皆为虚假，却一路升迁，组织部门也曾发现其档案有问题，但因为有上级领导“打招呼”，他们也就睁只眼闭只眼了。如此种种，打招呼的“含金量”越高，相应地也凸现出不按章办事、“上头说了算”的官场生态有多么不健康。
“打招呼”缘何能大行其道，成为一些地方官场上心照不宣的潜规则？一方面是某些人习惯于一手遮天，而下级畏于上级的权力，只能言听计从；另一方面是一些官员之间、部门之间相互打招呼，彼此给面子，把权力当成了利益交换的筹码。于是乎，有人打招呼，就有人听招呼，有人递条子，就有人给面子，这是官本位思想作祟，也是权力缺乏约束的结果。“打招呼”化身权力寻租的工具，挑战了社会公平，甚至违反了相关法规。
一些国家流行一句名言“Businesses is businesses”（公事公办）。在崇尚“法律之上没有权威”的新加坡，其廉洁高效的公务员队伍为世人称道，该国有很多政府投资建设项目都是公开招标，若落选的公司对某公司中标有异议，则可要求政府说明理由并查询有关资料。有学者就此指出，如果不是严格按法律和规则办事并实行彻底的公平竞争，不敢设想这种靠政府控制资源并大量投资的国家会出现多么严重的腐败。在一个真正的法治社会，通行的规则是按规矩办事。恪守制度亦是维持现代社会良性运转的一大基石。
“权力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要消除“打招呼”之风，关键在于坚持原则，约束权力，令掌权者对制度心存敬畏。要加强对权力运行的监督，将“打招呼”关进制度的笼子。当人情不能大于原则、原则不能随意践踏成为全社会通行的行为规范时，“打招呼”的怪象自然会消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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