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别利益群体积极寻找自己的利益代言人，为自身的利益诉求建构理论。利益的多元化导致了观念的多样化，有自觉意识的利益群体都在努力发出自己的声音，建构自己的理论
社会利益的分化以及由此导致的社会意识多元化，已经成为中国继续深化改革的重要前提和出发点。对于中国这样一个急剧全面变革的社会来说，利益的分化不仅释放出社会活力和创造力，也激发了强烈的政治参与诉求，从根本上改变着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以及社会内部的关系，使改革的重心从单纯地向社会放权转变为既要给社会放权赋能，更要约束国家权力。推进有序政治参与发挥着既增强社会权利、又制约国家权力的双重功能。更为重要的是，在有序政治参与过程中，多元的社会利益也可以在统一的制度框架内、共同的制度平台上相互博弈，提高社会的认同感和包容性，保持制度的弹性和应变性，并逐渐将各种社会政治关系稳定化、规范化。
利益多元化是政治参与扩大的前提
马克思曾经说过，“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过程不仅带来了全社会整体财富的快速积累，也加快了社会利益的分化。随之而来的是权利意识的复苏。在社会整体财富水平提高的前提下，已经分化的社会群体，关注的重点转变为利益分配是否合理，利益格局是否均衡，利益关系的调整是否符合公平正义的原则。这种关注点的转变，使得利益多元化的社会政治后果开始显现出来，利益多元化也不再是单纯的经济问题，而成为复杂的社会政治问题。当下的利益多元化呈现出以下一些新的特点：
首先，利益多元化过程中两极化趋势明显。以基尼系数为衡量标准，中国的贫富差距存在着不断拉大的趋势。这加剧了社会的不公平感，诱发了“仇富仇官”意识，使得人们对于机会公平的制度改革要求更为迫切。
其次，利益多元化过程中产生了强烈的社会焦虑感。利益多元化必然导致需求多元化，各个利益群体都会把维护自己的利益作为处理社会关系的首要原则。而现有的制度无论在渠道上还是能力上都无法完全满足短时间内出现的如此多样、并且不断提高的需求。需求的受挫激发了对解决当下问题的担心，和对未来前景的忧虑。
第三，社会利益多元化推动了执政党内部利益的多元化。中国共产党来自社会不同群体。尽管对于每个党员有着统一的政治要求，执政党有着明确的使命，但是每个党员相互间存在着差别。利益的多元化，既影响到党的意志在党内的有效贯彻，也为权力的滥用提供了条件。
第四，各利益群体间矛盾更加突出，并有激化的可能。各社会群体利益的提升速度和获得利益的规模存在着明显的差距，造成这些差距有诸多体制机制因素，由此导致各社会群体对现有体制的不满意，并将这种不满意扩大到相互之间。
第五，个别利益群体积极寻找自己的利益代言人，为自身的利益诉求建构理论。利益的多元化导致了观念的多样化，有自觉意识的利益群体都在努力发出自己的声音，建构自己的理论，以使自身的利益诉求正当化、价值理念普遍化。互联网为这些观念的表达提供了便利的渠道，扩大其社会影响，使其从虚拟网络走向社会现实。这些系统化理论化的观念也与主流意识形态形成竞争。
制度建设必须容纳政治参与的扩大
对发展中国家政治发展的研究表明，社会利益多元化必然会推动政治参与的扩大，一个国家的政治稳定和政治发展有赖于政治制度对于激增的利益诉求的有效回应和疏通整合。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社会群体与体制之间的矛盾逐渐加剧，并且以多种形式的行动呈现出来。
首先，在各种形式的选举中，竞争性不断提升。一些社会群体或者个人都希望借助选举平台来表达诉求，进入体制。党组织对于候选人的推荐协商功能受到冲击，选举结果受到多种力量的影响。
第二，在利益维护方面，社会组织化程度不断提高。一方面，通过新的利益关系结合的一些社会群体，在积极争取和维护自身权益的过程中，由于无法得到体制的直接支持，开始采取组织化行动；另一方面，在现有的组织化社会中，一些群体的利益受到体制性伤害，开始自我组织起来。互联网的发展，为目标更具体、规模更小的组织化行动以及跨区域、行业的组织化行动提供了条件。
第三，在政策议题方面，来自社会的诉求更加强烈。利益的多元化推动了多种意见的表达，而社会公众对于自身利益问题的日益关注，与社会经济发展进程产生的问题不断增多之间形成相互增强的关系。这些意见诉求对于决策者构成了巨大压力，推动了政策议题的设定与改变。
第四，政治娱乐化和政治冷漠也在滋长蔓延。利益多元化也意味着多种方式的政治态度表达。政治娱乐化主要体现在年轻群体和一些持不同政见者中间，表现为极端形式的、以吸引注意力为目的的行为主义表演。政治冷漠弥漫在许多群体之间，或者出于对政治的失望，或者因为兴趣的转移。
第五，党内的政治参与也在不断复杂化。社会的多元化必然会投射到执政党内部，推动党内多种利益诉求和意见的产生。这一方面导致了党内意见统一过程的艰巨，另一方面也为统一的政令法令贯彻设置了障碍。
中国政治体制最大的优势是有效的社会动员力和大规模的集体行动，这是建立在社会内部的一致性和政治资源的高度集中的基础之上的。社会的多元化以及随之出现的政治参与的多样化，如果不能成为体制改造的建设性力量，显然会制约这种体制优势的发挥。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随着中国与世界关系发生的历史性改变，国内与国际两个大局紧密地互动起来。国内社会力量与国际社会力量也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国内政治参与不仅有了国际范围的参照系，而且有了可以获得支持的国外力量，这加剧了国内政治参与的复杂性，也会激化某些领域的矛盾和冲突。从这个意义上说，政治参与的扩大并不必然直接导致政治体制的完善，反而会加重制度改革的负担。因此，必须将政治参与的扩大纳入制度框架之内，激发建设性力量。
扩大有序政治参与出路设计
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中国的政治制度具有吸纳政治参与的巨大潜能和拓展空间。因此，要从顶层设计的高度来重视扩大有序政治参与，在充分承认利益多元化的前提下，积极探索有效的制度化渠道，既要满足原有社会群体的政治需求，也要将新兴社会群体纳入到制度框架之中，并为各类社会群体之间的公正博弈搭建制度平台。
首先，要将扩大有序政治参与作为衡量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完善的重要标准和战略目标，研究其扩大的领域、层次乃至时间表。要将社会群体的结构变化与扩大有序政治参与结合在一起进行研究，提高研究的对策性。
第二，要从重视制度的约束功能转向重视激发现有制度的扩大和吸纳功能，提高参与的法治化水平，改善参与的质量。以人大政协、工会、妇联、青年团以及各类协会为代表的官方机构，基本覆盖了各社会群体，但由于长期形成的官僚化，以及对自身定位的简单化，扩大和吸纳政治参与的功能明显不足，跟不上政治参与扩大的需要。对这些官方机构的改革，是制度建设的重中之重。
第三，要从谨慎对待社会组织的发展转向积极引导社会组织的发展。现代社会是自组织的社会。社会组织的健康发展决定了社会的健康运行。参与社会组织既是政治参与的起点，也是其归宿。参与社会组织是政治社会化的过程，从中人们习得了规则意识，培养了规则能力有序的政治参与。社会组织的发展，也会为政治体系提供应有的支持。
第四，要从将互联网视为技术创新转向将其看作社会组织创新。虚拟社会与现实社会之间的对应度不断提高，对于现实社会的影响力也在日益深入。互联网已经为社会组织化提供了新的载体，带来了社会行动方式的变革。因此，要从战略高度来重视网络中不同社会群体的参与习惯、互动方式，分析网络参与制度化参与的影响，实现与制度化参与的对接。
第五，要将国际因素纳入国内政治过程的内在组成，给予重视和研究。这是一个开放的世界，没有严格意义上的国际与国内的区分，国际因素已经成为国内政治发展的内在组成部分，并且在某些社会群体的观念和行为中发挥着重要作用。除了要提高现有制度的开放度和透明度外，还要设置标准，尽可能限制国际力量的作用范围，尤其是跨国资本、跨国人士的政治影响。
（作者为中央编译局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