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的“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每每遭受诟病，针对行政机体工作作风的“八项规定”出台运行后，也未能逃脱“下有对策”的花样翻新。
虽说在“三公”消费问题上，“下有对策”的坏习惯屡见不鲜，但仅在吃这个问题上，媒体曝光出来的花样就有不少。有地方为了满足“中国式”吃喝，用内部食堂或者“不对外营业”的私人会所等隐蔽地方安排宴请，档次不减反增；也有的单位以“工作餐”名义举行公务接待，而实际标准远超“工作餐”；有的公款吃喝在发票上做文章，以“培训费”、“差旅费”等名目入账；有的单位则以个人名义结账，将公务宴请美其名曰“家宴”。“农家乐里洗桑拿”、“矿泉水装茅台”、“红塔山盒里藏熊猫”成了这几天的网络热词。
除了吃喝，在公务用车上厉行勤俭节约也是“八项规定”的重要要求。之前关于公车配备、使用和管理的相关规定也出台了不少，但随着上面规定下来，地方也“创造性”地想出了不少“对策”。有地方为应付封存公车的规定，用旧车充数；还有的地方以“下乡或抢险专用车”购豪华越野车，实际是地方领导的第二部公车；有部门让不受购车限制的下属单位购买豪华车，长期“借”来使用。
上述“对策”无疑会让“八项规定”打折扣，其严重的后果在于对公众的权益和政府公信力的戕害。
而且，地方政府的“变通”不止是在应对“八项规定”上。现实当中，很多政策，如上面说的“三公”消费问题，都被象征性、“走过场”式地执行了，实际上没有做出实质改变。在执行过程中，地方往往有意不执行或变相不执行，有的只是采取象征性执行措施。比如环保问题，一些地方官员为个人政绩提高GDP，在事关环境保护的重大项目上，对国家规定的环境影响评估机制视而不见，不做环评，或者在环评数据上造假，表面上按照政策做了，项目上马后却造成环境污染。这些地方的环保部门就此成了为项目颁发通行证的橡皮图章。
另外，一些地方执行者，对政策原来精神实质或部分内容有意曲解，执行结果与初衷相悖。比如住房制度改革问题，中央改革的目的本来是为了减少国家财政负担，促进房产、建筑业健康发展，解决民众住房问题。但在实际执行上，一些地方把推高房价作为政策的出发点，消极对待国家的楼市调控政策。又如推进城镇化，一些地方简单把城镇化曲解为“征地造城”，而有意忽视了可能比较“费力”的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路径。
还有一种情况，地方表面上按中央要求执行了，但执行的真正目的在于加入满足地方利益的附加条件或“土政策”，导致政策无法真正得到贯彻落实。一项政策出台，在中央要求地方细化法律法规时，地方可以选择制定法规或“红头文件”，而由于现在对“红头文件”出台标准缺乏明确制度规定，“红头文件”就成了地方“对策”的“重灾区”。比如拆迁问题上，国务院条例明确要求对暴力拆迁问责，而有的地方用“红头文件”与条例配套，这样做就在规避责任上有了很大的腾挪空间。
“下有对策”问题频繁发生，背后原因不过两点，其一是对政策执行监督上的不到位。“下有对策”意味着公共政策不能得到有效的执行，难以实现其预期目标，而公众若无法从自身利益出发去对政策进行监督，“对策”就容易成为地方执行者的利己工具。说到底，这还是一个如何将权力关进笼子里的老难题。其二，无论是遏制“三公消费”、环评还是拆迁等问题，地方之所以可以“下有对策”的一个共性原因就在于“上有政策”过于宽泛，没有从执行细节上做足文章。
李克强总理说，改革进入了深水区，因为它要触动原有的利益格局。正是因为一项政策会触及一些人的利益，一些地方政策执行者可能也在其中，要让政策落实，会触及到一些人的“痛处”，所以才“下有对策”，而能否在政策执行上取消一些人不合理的利益，也应成为政策执行效果的评判标准。
国务院办公厅发布的《国务院工作规则》要求，国务院及各部门要改革和规范公务接待工作，不得违反规定用公款送礼和宴请，不得接受地方的送礼和宴请。规定很详细，直面现在存在的问题。而地方改革时，类似的工作细则能否也能如此详细，能否把细节的文章做好，民众拭目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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