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对票、弃权票增多，是2013年全国人大会议上的一个突出现象。最高法报告，605票反对，120票弃权；最高检报告，485票反对，121票弃权；部长中有3位的反对票过百；央行行长周小川得到175张反对票；人大环保委人员名单的反对票竟然高达850张，弃权125票，反对票与弃权票之和约相当于有效票的33.03%。
在习惯于“一团和气”投赞成票的传统定势下，反对票、弃权票的增多，不是一件坏事。1982年12月4日，在通过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时，第一次出现了三位代表投弃权票的现象，邓小平就认为“这反映了中国的民主化进程”，中国民主政治的进步正在代表委员们说“不”的过程中推进。正如2009年3月25日第11期《瞭望》杂志一篇《“反对票增多”是一种进步》所分析的一样：
首先，反对票、弃权票的增多，更加符合民主运行的常识和规律，如果大家都不敢发表不同意见，那么这个表决也就没什么意义了；其次，只要不满意我就投你“反对票”，说明更多代表的代表意识和民主意识在增强，正在真正代言国民和公众的心声和利益；第三，也是最重要的是，反对票、弃权票的存在恰恰让相关部门和官员不易产生“船到码头车到站”的错觉，有助于这些部门和官员审视自己的不足，并力图改进和完善。
为何反对票、弃权票会增多？除了代表意识增强之外，有三个因素是不能忽略的。其一，随着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不断推进，日益形成了多元化的利益格局，出现不同的声音是正常的现象；其二，近年来，人大代表的结构也正在进一步优化，党政官员代表的比例有一定的下降，各民族、各阶层，特别是农、工一线劳动者比例有所增加，对政策的可代表性、可感受性增强；其三，代表投票的方式，也不断与时俱进，从鼓掌、举手、无记名投票到如今的电子表决器，代表们投票的隐私保护得到了加强，让更多的代表敢投反对票、弃权票了。
毫无疑问，在中国当下的政治环境中，代表们的反对票、弃权票如果被过多地关注到个人身上，确会有来自各方面的压力。但从代表的使命来说，代表必须要有抗压的能力，要敢于代表所代表的选民说话和表决。表决是结果性的，民主更强调过程；民主只是一种形式，核心是更好地实现“中国梦”。如何让反对票、弃权票发挥出更大的正能量，这是进一步完善中国特色民主制度的重要使命。
要更好地发挥出反对票、弃权票的正能量，得创造条件，让敢于投出反对票、弃权票的代表，将理由向选民说清楚，把建设性的意见向全社会表达；得完善机制，将结果性的投票表决，变成过程性的质询、监督；得完善选民联系制度，让代表所在团体、组织的利益发声更加响亮，从而加强代表隐形的“道德约束力”，减少只顾自己的个人观点或个人利益的投票。
我们必须从建设性的角度看待反对票、弃权票，被投了反对票、弃权票的部门和官员，更要有这个胸怀。不仅如此，接下来准备如何减少反对票、弃权票，也许得有个说法，而我们更需要看见的是实实在在的做法和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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