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的公务用车有统一号牌标志，澳门的公车则在车辆前后喷涂了所属单位名称
近期，官员伍皓公布专车牌号的举动，迅速形成网络热点，公车问题再度成为社会焦点。
多年来，“三公”消费中的铺张、浪费和腐败问题，一直为群众所深恶痛绝。车辆购置及运行费因在其中占大头，更是饱受诟病。公车浪费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公车私用严重，真正用于公务的时间较少；二是占用道路资源，加剧交通拥堵；三是维修费用较高，运行效率低下。2011年全国政协委员杜黎明在相关提案中称，党政机关及行政事业单位公务用车总量已达200多万辆（不包括医院、学校、国企、军队配车），每年消费支出1500亿—2000亿元，每辆公车年均消费额为8万—10万元；社会轿车每万公里运输成本是0.82万元，而机关公务轿车则高达3万元以上，使用效率却仅为社会运营车辆的1/5至1/6。
实际上，群众反感的不仅是庞大的公车耗费，还有公车配备、使用上的乱象。由于后者实质为运用公共权力谋取个人利益，可谓“车轮上的腐败”，因此更为民众所不容。国家发改委相关调研报告显示，公车使用有三个“1/3”：办公事占1/3、领导干部及其亲属私用占1/3、司机私用占1/3。
如果从1994年中办、国办联合下发公车管理的文件算起，“公车改革”已近20年，尽管近年来一些地方也有探索，但整体来看并不如人意。在中央强调改进作风、着力惩治腐败的新形势下，老百姓反映强烈的公车治理问题亟须破解。如前文所述，公车问题集中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浪费严重，二是私用突出。因此，治理举措应着眼于解决这两个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
在总量控制下大幅减少公车数量。2011年3月，北京在全国率先公布了公车数量，而在此前该市提出“十二五”期间不再增加公务用车指标。中央可出台相关规定，以适当时间为界严禁各省、市、自治区增加公车，在此基础上以大幅减少公车为取向科学核定各地公车数量。2008年奥运会期间北京公车封存过半，之后整治交通堵塞也有 30%的公车封存，而政府部门的办公效率并未受到影响。显然，公车配备和使用上的“水分”很大，如果以“全国超编配车率达50%以上”的说法为据，砍掉一半公车也不为过。
以公开透明遏制公车私用。近日，《绵阳一学校放假外地警车来了6辆》的帖子在网上疯传。随即，涉事单位对公车私用者予以处理：4人被免职，1人诫勉谈话，1人写检讨。这一事例再次表明，公众监督是防止公车私用的有效手段，但是普通号牌公车因难以识别而无法实施。其实，在这方面可学习港澳经验：香港的公务用车有统一号牌标志，澳门的公车则在车辆前后喷涂了所属单位名称。内地公务用车也应有明显标识，这样一目了然、便于公众监督。
谨防公车改革误入歧途。目前，货币化补偿成为主要的车改模式。这也许是尊重现实的无奈之举，但必须警惕借改革之名以自肥的行径。昙花一现的辽宁辽阳弓长岭区车改就是典型案例，取消公车后区委、区政府正职的补偿标准每年高达8万元。中央相关部门可考虑出台一个指导性意见，根据经济发展水平、人均收入状况、往年车辆耗费等指标确定一个系数，由各地得出既符合实际情况又能为公众接受的车补数额，防止货币化补偿成为“变相加薪”和“额外福利”。此外，还应坚决纠正“既拿车补又免费享用公车”的做法。
必须认识到，在公车问题上不仅要算经济账，更要算政治账。公车浪费和滥用，严重影响党和政府的形象，损害党群干群关系，败坏社会风气，应尽快启动以大幅度减少直至基本取消公车为方向的改革。
（作者为人民日报主任编辑、法学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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