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务院昨天宣布将放开行业协会商会类、科技类、公益慈善类和城乡社区服务类四类社会组织的登记。今后成立这些组织，可直接向民政部门依法申请登记，不再需要业务主管单位审查同意。这是有重大意义的改革新突破。
如何对待社会组织的登记，曾长期是中国老大难问题。“一管就死”和“一放就乱”是这一领域的两个极端。主管单位充当“婆婆”的作用一直不理想，有些主管单位或疏于管理，或以此谋利，使得社会组织发展缓慢，或者出现性质畸变。
这次放开四类社会组织登记对应了中国改革的宏观需求。中国社会在“变大”，政府不可能继续同比例放大，国家必须走出政府“包办一切”的治理模式，发展社会自治。政府减少对社会运行的微观介入是大势所趋，但政府退出的领域必须有发达的社会组织接盘。
中国政治通常被认为对社会组织“很敏感”，这次改革反映了制度正在大步脱敏。长时间的改革开放锻炼了社会的耐受力，社会组织的积极面得以有了更多释放，中国社会逐渐“脱政治化”，它开始“更像社会”了，也有了更多自治的信心。
市场经济的长期运行已经结出社会化果实，社会的利益取向逐渐稳固，人为的干扰虽然不断增多，但这些干扰越来越难以奏效。看似比过去“乱”的社会开始积累新的稳定性，中国社会转型的内容和含义都在变得丰富。
本次改革相当于一定意义上的“开闸”，各类社会组织有可能如雨后春笋一样出现。这样的转变已不单是社会自治规模的扩大，也是进一步发展社会民主的“基础建设”。因此这项社会改革与国家政治改革并非相互隔绝，它们的相通性其实很清楚。
这次放开登记的不包括政治法律类、宗教类等社会组织以及境外非政府组织在华开设代表机构。我们认为这样做是稳妥的。目前放开这些组织登记的社会条件尚不成熟，中国社会的免疫力还消化不了这些组织的复杂性，把它们排除在放开登记的单子之外，有利于既加快改革，又确保改革过程的平稳。
过去中国的社会组织往往是政府机构的延伸，它们的行政化不全出于自身原因。新四类社会组织必将扎根于早已刷新的社会环境中，它们与政府的关系也很难再像过去那样处处保持协调的主动。这将考验政府治理社会能力的升级，也将继续考验中国社会多元化的发育品质。中国的改革必须前行，但前行的方向不能是失控和无序。这个长长的改革链条不应有一个环节的严重断裂。
以往中国改革的活力大多来自基层，对改革稳定的把控完全由政府承担。这种情况也需改变。随着社会的“崛起”，稳定将从自上向下的控制型向政府与社会力量的互动型过渡，各种社会组织的责任将会更加全面。这些应进入中国政治改革的顶层设计，并且成为中国全社会的精彩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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