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和河北两地都表达了建立“京津冀地区联合治污的协调机制”的意愿，鉴于当前空气污染形势，建立这样的共治机制宜早不宜迟。
昨日，全国人大代表、北京市市长王安顺坦言，从空气污染角度来看，仅靠北京市难以扭转，必须联合北京周边省区市进行区域联防联治控制污染，“北京将加快与周边省区市的合作，推动建立首都大气污染区域联防联动机制”。
此前，面对“河北11个城市中有7个城市位列全国十大重度污染城市”的严峻现实，全国人大代表、河北环保厅党组书记陈国鹰表示，“京津冀是一体的，治污工作应该一体化进行，我想先在河北省内建立一个环保协调联动机制，由此来推动国家建立京津冀地区联合治污的协调机制。”
人们可以在土地上进行行政区域的划分，却无法让流动的空气和水也有“行政区划”。这是很简单的道理。如果说土壤污染还可以按行政区划治理，空气污染和水污染则是无法“分头治理”的，应对跨区域污染，仅靠一城一地的努力，显然不够。以北京PM2.5的重要来源，燃煤污染为例，北京每年燃煤量为2000多万吨，而天津达7000万吨，河北的燃煤量则高达到2亿多吨。仅津冀两地相加，燃煤污染规模就是北京的近14倍。
当前需要的，是建立一套跨越行政区域、多部门协同的环境污染应急和治理机制。
虽然按《环境保护法》，跨行政区的环境污染和环境破坏的防治工作，由有关地方人民政府协商解决，或由上级人民政府协调解决。但由于地方经济利益驱动，以及环境考核追责缺乏，跨区域环境治理往往陷入了“公地悲剧”。
以刚刚过去的山西长治苯胺泄漏事故为例，据报道，该事故发生后的1月4日晚，邯郸市环保局不停给长治市环保局打电话发短信想了解情况，一直找不到人。次日中午长治市才派人来沟通，称苯胺泄漏数量是1.5吨，而一天后，泄漏总量又变成了38.7吨。
可见，跨区域环境治理急需从法律宣示，变成现实的可操作机制，让环境治污从一个城市、一个行政区划的单打独斗，走向“区域共治”。
实际上，这种污染应急和治理的“区域共治”机制，在一些地方已开始尝试。例如，长三角建立了地区跨界环境污染纠纷处置和应急联动工作联席会议，泛珠三角区域也有环境保护合作联席会议。但由于政策和法律的限制，这种协调机制作用依然有限。而且，这些合作机制，多只限地表水污染防治，其他如空气污染、土壤污染、地下水污染、海洋污染等领域，大多地方基本上仍处于各自为战的状态。
如政府工作报告所言，环境污染治理要“抓紧完善标准、制度和法规体系”，“用实际行动让人民看到希望”。而加强国家层面的筹划调配、推动“区域共治”，应成下一步的重点。
现在，北京和河北两地都表达了建立“京津冀地区联合治污的协调机制”的意愿，鉴于当前污染形势，建立这样的共治机制宜早不宜迟。具体操作上，可由环保部牵头、京津冀三地派员，建立跨界污染防治机构，并在法律上明确其权责，确保其能承担起跨行政区协调的职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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