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车佩特殊标志在上世纪80年代就曾有过，结果却成了特权标志。为免重蹈覆辙，公牌之外，要点在保障监督渠道通畅。
今年春节长假期间，广州的城管执法车停在农家乐门口“执法”，云南红河州宣传部长伍皓公示公务车牌等新闻，让如何监督“公车私用”成为舆论热点。2月20日，新华社新华视点发文认为：缺乏有效的监督办法，是造成当前“公车私用”泛滥的重要原因；并转引北京一位小学生提出的给公车上红牌便于监督的建议，提出了公车能否挂“公牌”的问题。
客观地说，公示车牌、给公务车挂醒目的车牌，一定程度上方便了公众监督。但反过来说，光靠挂红牌，并不能立竿见影地解决公车私用问题。
早在上世纪80年代，企业车是挂绿牌的，黑牌为中外合资企业车牌，公务车挂白牌。白牌非但没有成为受监督的标志，反而成了特权的标志，连执法者都敬而远之，对白牌车的违法熟视无睹。当时有民谚云：“绿牌软，黑牌硬，白牌开起来不要命”。从被监督的标志到“特权标志”仅一步之遥，这种异化一如从人民公仆到作威作福的老爷。而且，近些年，各地都把改变公务车的特殊号牌，作为反“特权车”改革措施。
挂特殊标志，会成“特权车”；不挂，不便于公众监督，是挂亦忧，不挂亦忧。其实，根本问题不在车牌上，监督的“功夫在诗外”，包括完善舆论监督，严密政府内部监督机制，“三公经费”的预算阳光化等。具体说，举报公车私用的微博，会不会被删？媒体能否毫无障碍地跟踪报道？纪检机关对于相关举报，能否及时做出处置？等等。
如果这些做到了，公车挂公牌就只是“锦上添花”，方便公众行使监督权；如果基本的监督渠道都不通畅，那么公车挂的公牌可能重蹈上世纪80年代的覆辙。
小学生认为用“小发明”——公车挂公牌，就解决监督公车问题；但现实情况比他想象得复杂得多。监督公车需要一套完整的监督机制，必须从充分保障公民表达权、舆论监督权等基础做起。
□沈彬（法律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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