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总结刚刚过去的2012这一年时，有媒体盘点了那些没有下文的热点事件，并称之为2012年的“烂尾新闻”。有“烂尾楼”的形象衬托，“烂尾新闻”不难理解，意即那些曾经成为舆论焦点，沸沸扬扬一阵子却再无交代的新闻事件。究竟是媒体喜新厌旧，不再追踪报道了？还是事件的处理拖拉延滞，有关部门敷衍了事？
据新京报记者了解，诸如发生于2012年6月的天津蓟县大火，当时天津市官方确认，10人死亡，16人受轻伤。作为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挂牌督办案件，此后却很长时间再无报道。面对记者的质询，天津蓟县纪委传来消息，调查结果将于近期公布。而山西静乐县县委书记“空饷门”、陕西“表哥”杨达才、四川南溪女协税员等，在官方宣布调查后，一直未见调查结果公布。而记者在追访“表哥”事件后续时还遭遇了各个部门间的互相推诿，舆论的聚焦效应之后，是长长的沉默和不在乎。
河南光山县12月14日发生小学生校园被砍伤事件，22名小学生被砍伤。在舆论的压力下，12月17日，光山县政府在事件失声3日后处理了一批责任人。但是，据新华网近日追踪，对于有关责任人员进一步该如何追责的问题，光山县方面并未给予答复。类似事件还有很多，典型特征便是这些事件舆论都曾喧嚣过一阵子，但事件直接受害者的诉求往往未见呈现，多是旁观者的舆论关切。这些热点经常都是人神共愤的恶性事件，涉及官员腐败、青少年儿童生命安全等要害问题，舆论一旦发起攻势，官方应对就相当被动，多数开出严厉查处的空头支票，只要风声一过，有的相关责任人甚至还能“死而复生”，换个“频道”继续上镜。
这实则为官场潜规则与舆论监督“躲猫猫”。当网络舆情胶着紧张时，官方先行作出许诺和妥协，所谓避避风头是也，当舆论的热潮一退，这些所谓的妥协皆有可回旋之地，组织内仍可寻求宽宥和庇护，这就是很多官员在某一负面事件被免职之后还能复出的体制基础。
有人指责媒体总是“喜新厌旧”，所谓“舆论监督”是“唯恐天下不乱”却从不解决问题。这话说对了一半，媒体的天性的确是“喜新厌旧”的，它们永远都在追逐更为吸引眼球的事件，否则，新闻便成旧闻了。的确，媒体不是居委会大妈，它总是打一枪换一炮，几乎不把一件事情跟完就开始陷入下一个旋涡之中。因为运作周期、社会资源、广告商反应等原因，指望所有的问题靠媒体追个水落石出是不现实的。
一个社会的良性运作，显然不在于全然依赖媒体来充当青天大老爷，舆论监督并不能取代民间各种利益代表自行博弈的功能。如果事件的“烂尾”不在于媒体跟不跟，那么，问题出在哪里？先举一两个媒体不跟了也没有烂尾的典型案例，如广州的垃圾焚烧争论，如乌坎村民的反腐败村官，这两宗事件在民间团体那里，迄今依然在协调运作当中，但媒体早已退场。仔细考察这两个案例的特征，可以发现，参与其中的公民早已形成自组织，在维权运动中形成了各自的利益代表，并与政府之间建立了长效的良性互动机制，可谓达成了协同治理的局面。
反观那些断档了的热点事件，最主要的特征就是要么受害者早已被安抚妥当，不再追究；要么没有构成特定的受害者，如官员的腐败现象，只要官场内部有可操作的弹性，那么一旦舆论的关注热情消退，陷入腐败传闻的官员就有了周旋和另谋出路的可乘之机。
指望提高舆论的“回头率”来对各类负面新闻追责到底是不切实际的，媒体的职责并不是法官，也不是维权代表，它既不可能对负面事件中的当事人先行定罪，也不可能越俎代庖地替受害公民讨回公道，操作利益博弈的细则。可悲的是，当下中国社会已经形成了对“媒体包公”的民意期待，因为法治缺失导致公众的权益受损害无法追讨，因此转而寄望于舆论声讨，指望某种声音被官方听见，寄托于官员由于舆论压力而非常规地介入、快速地解决问题。甚至，包括此刻我们对那些烂尾新闻的追踪，某种程度上也是由于制度化渠道阻滞而另辟蹊径的无奈之举。
（作者为资深媒体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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