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欠薪问题别只是节前应景
去年11月，新加坡SMRT公司的102名中国籍公交车司机在宿舍外罢工，抗议该公司对中国籍司机的"工资歧视"。新加坡内政部证实，参与罢工的29名司机当天已全部遣返回国，一名参与罢工的司机在新加坡因"非法罢工"的罪名被判刑6周。这是一次出乎讨薪者意料的处理结果，因为在没有罢工传统的新加坡，民众早已习惯通过法律渠道解决一切劳资纠纷，使用非常手段者会付出异常高昂的成本。
新加坡媒体点评，"正是中国式的这种维权思路，使这些中国籍司机误判了新加坡政府及雇主的反应。"文章认为，像美国人那样动辄就"法庭上见"、"让我的律师同你说话"的举措，在中国还是一件很奢侈的事。很多导致"中国式讨薪"发生的原因，不过是些不太严重的经济纠纷，当事人之间直接谈判无效，既不经第三方评判也不经仲裁更不经司法部门，以跑到影响大的地方闹一场为大家认可的唯一有效手段。在外来务工人员较多的地方，每年年终的时候几乎是常态上演的戏码。
公允地说，这不能全怪农民工法制意识不强，根源有二：正常渠道讨薪成本过高；用工企业违法成本过低。
《中国农民工维权成本调查报告》中提到，为了要回拖欠农民工的1000亿欠薪，整个社会需要付出至少3000亿的成本，而农民工本人也需要为讨薪付出经济成本、时间成本和精神成本。曾经有人计算过，一起农民工维权案件，从劳动监察大队接受举报到法院执行完毕，至少需要经过4个月零10天的时间。
2011年2月25日，全国人大常委会表决通过刑法修正案(八)，对"恶意欠薪"入罪作了明确规定。但法律对于什么是"数额较大"、什么是"严重后果"都没有明确的认定标准，造成恶意欠薪入罪条款难以进一步落实。于是很多欠薪企业都抱有侥幸心理：如果逃得掉，就能大"赚"一笔；如果逃不掉，把该付的薪资付了，也没有额外损失。拖欠者得利在客观上给不良经营者提供了逆向的示范效应，使得拖欠行为愈演愈烈。因此，去年以来通过集体停工、群体上访方式讨薪的现象增加，"恶意欠薪"竟然反弹，甚至还出现了"娃娃讨薪"、"微博讨薪"、"拜神讨薪"等讨薪形式。
在新加坡、美国等国，拖欠员工工资的企业主不能到高档场所消费，不能拥有自己的私家车，情节严重的还会入狱；在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公布的《雇佣(修订)条例草案》中，规定雇主蓄意欠薪最高可罚35万港元及监禁3年。相形之下，我国的欠薪企业违法成本依然过低。
没有欠薪就用不着讨薪，因此消除五花八门的讨薪现象的根本之道还是杜绝欠薪现象。而根治欠薪痼疾最好的办法就是加重处罚，推动最高人民法院制定恶意欠薪入罪的司法解释，细化认定标准，增强可操作性。此外，还应从三方面着手：加强宣传刑法修正案，使劳资双方都清楚明白法律的威力；建立人力资源、公安、检察和法院等部门的联动机制，多管齐下、加速讨薪办理流程，降低农民工讨薪成本；尽量增加企业电子账户的运转，便于收集证据，发现并及时制止恶意欠薪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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