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国家统计局2012年发布的《2011年我国农民工调查监测报告》，截至2011年末，全国农民工总量达25278万，其中有一半以上从事建筑业和制造业，而在很多地方，包工头是与普通农民工们直接打交道的人，欠薪、讨薪和包工头这三个词有着分不开的联系。
每到年底，“包工头携款失踪，农民工血本无归”，“包工头采取跳楼等极端做法为农民工讨薪”，两种截然相反的情况经常充斥在媒体对农民工讨薪问题的报道中，随着城市化大潮，存在了几十年包工头，不变的是他们尴尬的角色。
关于包工头的角色，我国《建筑法》等法律法规中并无相关解释，包工头背后的“包工制度”也没有在法律中有明确的提及，在法律层面，农民工的劳动是与企业直 接发生劳动关系的，但现实往往是，包工头与企业签订“施工合同”或“劳务合同”，而后与农民工进行口头协议，建立起蹩脚的劳动关系。包工头既有可能是恶意 欠薪方，也可能成为被欠薪的受害者。当欠薪问题发生后，往往发生没有包工头作证，劳动关系无法证明，造成法律连第一步都无法介入的问题，导致工伤赔偿金、 薪资等讨要无依据的情况。
2012年，由北京大学、香港理工大学等联合发布《无约束的资本，伤不起的工人——建筑业职业安全与职业保护调查报告》，在调查案例中，九成工人遭受“工伤拒赔”，报告认为，“包工制度”下，劳动合同、工伤保险与职业培训缺失，取消包工制度是维护农民工权益的关键。
政府层面，回应讨薪难问题时，多地都出现过声称取消“包工制度”的强硬措辞。早在2005年，建设部在《关于建立和完善劳务分包制度发展建筑劳务企业的意见》中就提出：三年内，要在全国建立基本规范的建筑劳务分包制度，禁止将劳务作业分包给“包工头”。
但是，事实表明，无论是政府、企业还是农民工，在很多情况下，至少相当一段时期内，谁都离不开“包工头”这个听起来不正规的角色所发挥的建立实际 劳动关系的作用，这种作用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是制度化的了。当城市发展需要大量的建筑工人，当城市化尚未将大部分农民转化为市民的角色时，农民自身很难掌握 相关工作信息，而建筑企业又不愿承担直接招聘农民为工人的成本的时候，包工头成了联系外出务工农民和建筑企业的纽带，他们代替农民向建筑商议价，代替企业 组织农民施工。
对于讨薪难问题，探讨“包工制度”，需要正视包工头在建立劳动关系中的作用，在潜藏的资本及建筑体制暴力下，管理责任下放 到包工头一级的做法将建筑工人推 入了一种被遮蔽的劳资关系中，通过法律完善和制度设计将包工头这种角色纳入劳动关系中，承认包括农民工、包工头、企业三方在内的法律上的劳动关系，比立即 让劳务公司完全承担招聘角色更加现实，有更多的可行性，在防止欠薪问题上，至少多了一层保护。
一面指责包工头“黑心”，一面需要包工头招聘农民工。在改革关键期，这种尴尬难以回避，但也是必须解决的，不放过任何一个可以改变的环节去作为，积小善而成大焉。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