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1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强来到国家粮食局科学研究院考察调研，并主持召开座谈会。李克强强调，推进城镇化，核心是人的城镇化，关键是提高城镇化质量，目的是造福百姓和富裕农民。要走集约、节能、生态的新路子，着力提高内在承载力，不能人为“造城”。
这些年，不少城市很忙，忙着扮演“愚公”或者“精卫”：圈地造城、开山造城、填海造城……在“耕地红线”之外，总有不尽的智慧与创意。譬如兰州750亿“推山造城”，一期投资220亿，半年内推掉700余座荒山，劈山造地，在兰州市城关区的东北板块打造出一座面积约160平方公里的新城；陕西延安从2012年4月份开始，投资上千亿，以超常规的方式“削山、填沟、造地、建城”，用10年时间整理出78.5平方公里，在延安城市周边的沟壑地带建造一个两倍于目前城区的新城；“九山半水半分田”的湖北十堰，以“愚公移山，向山要地”“愚公移山，人造平原”为口号，投资超千亿元，削平100多个山头，造城100平方公里……更多的计划，正在地方两会的版图中成为热闹的愿景。
眼下的“人造新城”有两种：一是向耕地“要城”，譬如近日媒体报道江苏某地，用农民耕地和宅基地撑起新城区的“脸”。去年底，国土资源部发布2011年度全国土地变更调查数据显示，2011年度全国耕地减少532.7万亩，其中建设占用耕地485.0万亩。这些建设用地，基本贡献给了“新城区”或CBD。二是向江湖河海“要城”，这就是现代版的“靠山吃山靠水吃水”。
开疆拓宇，自然不是坏事。城市化进程在增量上自然要有所反应，然而，我们在资源与规模的拓展上，不能不注意一个问题，在“过半城市化”已成为现实的今天，“人为造城”能不能如此轰轰烈烈？1月15日，中国社科院在北京发布2012年《城乡一体化蓝皮书》。蓝皮书指出，城市化水平不是越高越好，进程也不是越快越好，要注意保持适当的进度和规模。如果这话还算客气的话，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先生就说得更为直白：在城市化的问题上，大量的投入，大量的投资投入，大量的土地投入，但是按人的城市化来说，它实现的不是很高，所以效率很低，这样是不能持续的。“大量投资、城市扩容，用这样低效的办法是无法支撑的，无法持续的”。
这种无法支撑性，恰恰是不能人为造城的逻辑支撑。
“人造新城”如火如荼，带来的问题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征地用地矛盾。在中国，粮食安全并非是个高枕无忧的命题，“耕地红线”一直也是岌岌可危。转型期，大量未批先建的新城、或者批少建多的项目，征地的强制性与计划性、补偿的合法性与合理性，已经令《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面临很大的考验。二是生态环境矛盾。譬如大力建造新城的十堰市，比如百二河、马家河、茅塔河等，现在一年当中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干枯的，泥石流等地质灾害频发。“向山要地”的蝴蝶效应，地方职能部门果真有充分的预估与预案？泥石流惨剧的背后、PM2.5“爆表”的溯源，恐怕都会挖掘到烟尘缭绕又开山辟地的那些蛛丝马迹。三是程序正义的追问。既是“造城”，旧城也好、新城也罢，城市总是市民的家，这些大手笔的财政支出、且关乎千万市民的命运，征询过大家的意见吗？公共决策中，最怕的就是拍脑袋工程。尤其在各地“造城”运动如火如荼的当下，宏观经济全球趋冷，动辄百亿千亿砸进去，地方政府起码该听听市民的声音吧。
有一些事实，需要我们在热情“造城”的时候冷静记取：欧洲多数国家是发达国家，但城市化水平约70%的国家是多数，而且以保护生态的名义划出一定不可工业化与城市化的区域，这种意识在霍华德“田园城市”和2012年举办的伦敦奥运会开幕式上，都有充分的表现和展示；即便是城市化率超过80%至90%的所谓“城市国家”新加坡，实际上也有农业和渔业。
今天的很多城市，旧城就像一个烂摊子，谁也懒得收拾，总想着在新的土地上崛起“高精尖”的复合体。于是，“新城区”成了一个最时髦的词汇。只是，一个悖论显而易见：旧城都整饬不好的地方部门，能在新城建设中力戒积弊、革故鼎新？不妨做一个最简单的设想：今天的新城开发，与当年的老城建设何其相似。也许我们还有一百个山头、一千条河流可以平整，再不济，还有那些斑驳的祖坟——只是，当这些增量土地资源都被消耗殆尽的时候，岁月流逝、新城不新，那个时候，我们向谁“要地”、再来建设“新新城”呢？
旧城建好，即是新城。土地资源总是有限的，在灰霾蔽日的今天，城市的版图更当审慎向森林海洋逼近。耕地红线之外，也许我们还该为纯净的阳光、空气和水，划出生态意义上的更多红线。这是对生命与自然的敬畏，也是有序发展、科学发展的题中之义——千万别把新型城镇化，误解为“人为造城”的契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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