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8日，中国江苏网的报道说，在前铁道部运输局车辆部副主任刘瑞扬的办公室里，总共搜出了近4000万元财物和八个房产证，一场牵涉面极广的调查由此展开。一批在中国铁路的“跨越式发展”中建立了“丰功伟绩”的发明者、企业家一个个被拉下马。一位供应商这样描述这场危机:“有时聚会，会讨论一下谁进去了，更多时候是什么也不提不说，因为谁都有进去的可能。”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毁灭性局面?因为送礼。
“我们送礼，不代表自己想得到多大好处，是不想让他为难我们。”张运刚是供货企业哈科所的负责人，是“哈科所公认的能做事的人，所里的人对张运刚颇为理解。‘他这样做也是为了企业的生存，不送礼就没办法活。”
“不送礼没法活”，我相信这是中国社会丑恶一面的真实写照。“谁都有进去的可能”，这一偶然性的描述，不经意间揭示了送礼的普遍性。想想刘瑞扬暴露的戏剧性吧:2012年7月，因为一部耗资1850万元却没有公开招标的高铁宣传片，铁道部宣传处前处长陈宜涵被查。令人始料未及的是，最终成了主角的却是她的丈夫刘瑞扬。
中国是个人情社会，古往今来，人来礼往都被视作人之常情。孔子也说，“来而不往非礼也”。只是需要明确的是，送礼只能是私人情谊，在送礼有碍公家利益时，必须叫停。可惜，我们过去缺少这方面的禁止性规定。对于哪些是人来礼往、哪些属于行贿受贿，没有一个明确界限并被大家熟知，很多人在不知不觉中就触发了犯罪的高压线。或许，我们应该借鉴西方国家的做法，对送礼作出明确的价值规定，以杜绝温水煮青蛙式的犯罪。中国有很多官员，在倒下后把责任归为人来礼往，或许有搪塞的成分，但有的还真有可能是犯晕。
现代化是对传统社会进行现代改造的过程。对我们社会的送礼文化，必须进行现代法治的改造。试想，在一个单位里，大家都接受了某人的某笔礼金、土特产，你想特立独行坚辞不受吗?这不合乎中国人的从众、随大流习惯，如你坚持己见，很可能发现你被视作怪兽、另类。正是这样一种社会文化，形成了鲁迅所说的“大酱缸”:不被同化，就被视作书呆子、傻博士。这很契合所谓的“泡菜理论”:投进泡菜缸里的是白菜萝卜，出来的全是酸菜。
刘瑞扬科班出身，精通专业。他能够得到赏识提拔，是他专业过硬，在铁路专业化、技术化、规范化建设方面颇有建树。“早年和他打过交道的供应商提起刘瑞扬颇为唏嘘，当年的刘瑞扬意气风发，能干，做事认真，在业务上很有想法。”但就是这样一个人，在他身居要职之后，成为了社会恶习的围歼对象。面对八方来敌，刘瑞扬缴械了。
社会改造的最好路径，当然是法制化，制度化。但刘瑞扬的落马说明，即便是有了资质认证、招标、程序制约和完善的法律，依然不能阻止犯罪的发生。如果有人蓄意犯罪，刻意规避法律制度，“部里一个电话”就搞掂一切，什么制度都是白给。所以，怎样使人们不仅不敢腐败、不能腐败，还不想腐败，才是解决问题的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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