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月5日举行的2012中国公司法务年会上，中国企业家犯罪预防研究中心联席主任张远煌教授透露，经调查我国每年有数以千计的企业家，因为触犯刑律而“倒下”。中国企业家防范刑事法律风险意识还很淡薄，一些企业家习惯“用钱消灾”，“长期游走于刑事法律风险的边缘，迟早要落水。”（见1月6日《新京报》）
在一个市场经济和商业文明时代，无数的企业家成为这个时代的精英和宠儿。然而，近年来，不少知名企业家因犯罪而“落马”，如赖昌星、褚时健、黄宏生、吴英……这其中有国企企业家，有民营企业家，有全国劳动模范、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还有多人曾登上《福布斯》的富豪榜和胡润百富榜。对此，有人甚至笑言，财富榜成了“杀猪榜”。
个中落马者，不乏“用钱消灾”之辈，最终钱没少花，灾没消掉；当然，也有些人成功用钱消灾，“化险为夷”。
为什么不少企业家习惯“用钱消灾”？笔者认为有两方面原因，一是用钱可以消灾，花钱能摆平一切，花钱消灾成了潜规则。二是处处有“灾”，在市场机制远未成熟、法治环境尚不健全的背景下，要做企业，就躲不开来自权力的各种刁难。
“花钱消灾”的困境，其实应验了学者孙立平所言的“非制度化生存”，即人们赖以生存的制度环境缺少确定性，在遭遇某种问题或情况时，不是依据明确而稳定的制度安排来解决，而是依靠制度外的办法来解决问题。也就是说，当遇到“灾”时，不能通过正常的制度渠道来安身立命，而只能通过潜规则、歪门邪道来实现自我救犊，“花钱消灾”，如行贿受贿。
2003年10月，在云南弥勒举行的一次企业家论坛上，主持人问在座的数百位企业家，“谁敢说你们没行过贿？没有行贿的请举手”。据当时在场的万科董事长王石记录：“在座的老总起初你看我，我看你，过了一会儿开始有人举手了，举手的姿势很缓慢，像做贼心虚似的，最后有五、六位举手。我想在当时的氛围中，大家都默认：在多数新兴企业中，一定存在行贿，不行贿是不正常的。”
这种非制度化生存困境，一些私营企业主们可能更是感同身受。比如，各种莫名其妙的“赞助费”、税费以及用于与政府部门“搞关系”的非正常支出越来越多。
企业家们“花钱消灾”的习惯和非制度化生存的困境之下，努力创造和形成一个良性、健康的市场环境，一个人人能谋生、个个能创业的市场经济社会，已成为当务之急。这有赖于企业家职业道德的强化和法治精神的提高，更有赖于制度层面的改进，能给企业家们一个制度呵护下的生存环境，拯救其于“非制度化生存”的困境。（来源：工人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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