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快新型城镇化建设是十八大提出的任务，可以说，它既是最大的内需，也是未来中国经济增长的新引擎。
2012年我国经济下行的主要原因是缺乏新的经济增长引擎。内需不足是我国经济发展的痼疾。多年来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其主要路径一是依赖投资拉动，二是依赖房地产，而缺乏内需支撑的投资拉动模式容易造成产能过剩。由于内需不足，过剩产品只能寻求外需，从而形成畸高的经济对外依存度，经济外部风险加大。经济过度依赖房地产，其弊病一是导致房价暴涨，不仅激化社会矛盾，而且易引发经济泡沫；二是稀缺的土地资源使这种经济增长模式没有可持续性。
十八大报告提出：“要牢牢把握扩大内需这一战略基点，加快建立扩大消费需求长效机制。”国际经验表明，内需是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大国经济发展主要依靠内需。我国经济良性的增长模式必须由“偏重投资拉动”转变为“偏重消费拉动”。但是这种转变必须有一个过渡过程，就是“投资与消费并重拉动”阶段。城镇化正是这种过渡路径。
我国内需不足的根本原因是城镇化率低，城镇化率按常住人口计刚过半，按户籍人口计只有35％。与现代化国家的最低要求70%差距明显。1个城镇居民消费力相当于3个农民，城镇化每提高1个百分点，从投资看将带动数万亿元的综合投资，从消费看将带动上千万农民进城，一年可直接拉动上千亿元的消费。城镇化建设必然带来农村地区基础设施建设的提速，商品信息的快速传播，使现代消费品迅速由大城市扩散到广大农村地区。笔者11月下旬曾到全省GDP总量只有广州七成的云南省的一些贫困地区县镇考察。笔者惊奇地发现，沿高速公路的县镇商店已和大城市无异，手机、电脑、美容、美食等现代消费已经普及，轿车也开始进入普通家庭。而30年前，那里的人们还在做着“电灯电话，收音机大喇叭”的美梦呢！
工业化和城镇化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两大引擎，前者主要创造供给，后者主要创造需求。两者必须良性互动、协调推进。城镇化将从基础设施建设和消费市场扩大两方面消化工业化生产出的投资品（钢铁、水泥等生产资料）和消费品（食品、家电、通讯等生活资料），从而反过来又进一步促进工业化发展。新型城镇化不仅是城区扩张的“土地城镇化”，更需是依赖产业支撑的“人口城镇化”，使进城农民真正变成有一份工作的市民。前日闭幕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也提出“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这必须大力发展本地产业，因此，城镇化又带动了本地工业化。
许多新型业态，如金融和保险业、信息和计算机服务业等，必须依托城镇发展才能得到扩张。不仅如此，城镇产业的繁荣和高回报吸引了更多的资本、技术和知识的流入，这些要素的整合将会进一步诱发新的技术创新和流动，并促进新兴产业的形成。城镇化引起分散人口在城镇中的聚集，还会产生显著的规模经济效应，使经济活动的平均成本和边际成本得以大幅度降低，提高经济效率。 （作者是广东商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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