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孩子不是在教育中长大的，而是在大人和老师的打压环境中“吓”大或熏陶大的。
昨天上午打开QQ后，闺蜜的一条说说引起了我的兴趣，原文内容大致是这样的，“求助：妹妹小敏的老师掌掴同学，校领导明天要找在场的同学谈话，问我要说实话吗？你怎么看？”
联系上闺蜜后，她大概给我还原了整件事情：小敏的一位女同学没有完成课堂上要讲的数学作业，老师让她课后交上。经过了一堂课的讲解，这位同学却交了一份满是错误的作业，老师怒不可遏，于是扇了同学两个耳光。事后，女同学向教育局揭发了老师的行为，教育局的工作人员向坐在第一排的六位同学询问这件事，小敏也在其中。
我们把这位数学老师掌掴学生的行为放在一边暂且不谈。事情发展到这里，一名六年级的小学生会通过向上级主管部门反映的途径维护自己的权益，在我听来完全是一堂生动的维权课，这位小朋友在我心中完全是“维权小卫士”的高大形象。想想我六年级时，跟老师大声说话都不敢，遇到这种正面交锋的事儿，肯定得自个儿兜着。而现如今，小朋友们都学会用制度维护自己的权益了，这可不是印证了时代的进步么？
可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却让我也万分纠结。六位同学去接受询问前，教务主任先发话了：这件事，你们不许交头接耳，不许外传……教务主任的一番话显然在小敏的幼小心灵中产生了不小的影响，和其他五位同学商量无果后，她只好回家来问姐姐。
讲述完整件事情后，闺蜜把这个难题抛给了我。因为是本着采访的目的了解这件事的，我自然要扮演好道德卫道士的角色，给她抛出了敢讲真话是良知是尊严，更是社会责任等种种论调，晓之以理，动之以情。临挂电话时，想想柔弱的小敏，又补充了句，老师如果知道了真相是小敏说出来的，对她以后在学校的学习生活会不会有影响啊？闺蜜答，这些我都帮小敏分析过了，至于最后怎么说还是让她自己决定吧。
挂了电话后，我的心久久不能平静。从妈妈那里继承来的认识是，最能说真话的往往有两种人：一是孩子，一是老人。因为孩子的眼睛是干净的，没有太多俗世的利益纷争，所以咱们有童言无忌之说，国外也有孩子揭穿皇帝的新装的童话。另一个是老人，人活到了一定的岁数，可谓世事洞明，少去了许许多多的欲望，便敢说真话了。可我看到的却是，这个社会的真话稀缺到连孩子也很难站立起来。当年，齐齐哈尔市9岁的小学生才童童由于说出考试中作弊老师的名字被三名老师当着全班同学的面一顿毒打，从人见人爱的“三好”学生到整日缩在被窝里瑟瑟度日。难怪有人调侃我们的教育：“我们的孩子不是在教育中长大的，而是在大人和老师的打压环境中‘吓’大或熏陶大的。我们教育最大的成功，就是教会孩子说假话、说空话。我们教育最大的骄傲，就是教会孩子不说真话。”
有了这样的先例，我自然不敢要求小敏说真话。高尔基说得好，“把人搁在猪圈里，还要他成为天使，这种要求是愚蠢的”。可另一方面，又心有不甘，如果连纯真的孩子也丧失了说真话的勇气，将来会是什么样？
发稿前，闺蜜告诉我，这一次，小敏和另外四位同学都选择了说真话，只有一位同学说自己在低头做功课，没有看到发生了什么事，而那位老师也得到了应有的惩罚。五比一，胜。外面雪花还在飘舞着，明天据说是个晴天，真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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