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青年報：取消行政級別解放了院長

　　行政管理是現代社會一個不可缺少的常量，其重要性和必要性並不因公眾的好惡而有所改變。一個有趣的現象是：我們一邊不假思索地指責“行政化”，一邊又高舉雙手贊同各種諸如要在寒暑假延長學校各類行政部門工作時間的改革舉措，而我們自己的寒暑假時長是不容有絲毫減損的。可見，我們並不拒斥服務意義上的行政管理，甚至非常需要它。我們所厭惡的“行政化”，其實主要指官僚化。

　　對“理性”一往情深的社會學家馬克斯·韋伯認為，相對於前現代社會中司空見慣的拍腦袋決策，官僚制意味著理性和效率，上下級之間有絕對的支配與服從關系，按規章制度辦事，不摻雜人情等因素，是一種更具現代性的制度安排。官僚制讓人們從封建依附關系中解脫出來，“不看人辦事”，而按照固定的、非人格化的契約和規則行事——這既是現代市場體制的規則，也是現代官僚制的原則。

　　然而，韋伯基於他所觀察到的世相所提煉出的理性官僚制學說，與其說是對現實的描述，毋寧說是一種對理想的追求。隨著信息時代來臨，以適應工業社會政府治理為主要目的的理性官僚制卻日趨僵化。現代官僚制遭遇了嚴重的信任危機：繁多而陳舊的規章制度，冗余無趣的文牘體系的生產與擴大再生產，從例行公事到敷衍了事，從証明“你媽是你媽”到証明“你是你”，“理性”的自負和僭越日甚一日，人本的初衷與情懷卻不見了蹤影。

　　大學，是知識分子高度集聚的地方。知識的生產遵循的是不唯上、不唯書、隻唯實的求真原則和學術自由的基本邏輯，這是一種旨在催生創造活力的扁平化的結構。它與異化了的官僚制度下那種層層請示匯報、無人敢於擔當的官場邏輯，是尖銳對立的﹔與那種金字塔式壁壘森嚴的科層等級也是格格不入的。

　　大學的治理既不同於政府，也不同於企業。大學的校長和二級學院院長們，首先是一個學術共同體的重要成員，是它的組織者、管理者、領導者。他們面對的既不是鐵板一塊的科層化體系，也不能把市場化的績效考核標准照搬和移植到大學的管理過程中。校長、院長們必須深刻理解自然科學和人文社會科學領域知識分子的思維方式、行為方式、交往方式，懂得如何與師生員工打交道並為之提供服務，這些職能絕非一句“做好師生們的后勤部長”的客套話所能涵蓋。

　　我們當然希望校長、院長們全身心投入學校管理工作，但機械地隔絕這些管理者與學術研究之間的關系，以專業化、專職化的倒逼來形成一種“去行政化”的效果，很可能事與願違。打個比方，像清華大學副校長施一公院士這樣在學科領域有深厚造詣的專家，如果僅因其擔任學校領導職務，就硬性要求其減少科研方面的精力投入，恐怕受損的不只是個人，還有學校、社會和國家。如果大學的治理結構中，有更多的施一公在更廣層面更深度地介入學校管理工作，反而可能更有助於真正實現“去行政化”的目的。值得努力追求的一種理想狀態，應當是學者參與並改造了行政，而非行政扭曲和反噬了學者。

　　與此同時，高校也應當為其內部各個學術共同體的管理者即院長們創造更加寬鬆的環境。對於學術性的職位、崗位，必須按照教育規律和科研規律來合理設計，不宜簡單比照科層體制裡中層干部的任期安排與考核方式。按照×年一聘期×屆一輪崗的套路，對院長們執行升遷流轉的“一刀切”行政命令，顯然是不太合理的，這卻是許多高校在各種巡視整改過程中收到最多的反饋意見。

　　從這個角度說，北大取消院系領導行政級別的試水，是對院長們的一種解放和解脫。行政的歸行政，學術的歸學術，各得其所，相互補充，這是一個值得期待的開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