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聖人為下”說起

近日讀《道德經》，對六十六章的內容感觸頗深：“聖人欲上民，必以言下之﹔欲先民，必以身后之。是以聖人處上而民不重，處前而民不害。” 意思是，聖人要領導人民，必須用謙下的言辭對人民，要想帶領人民，必須把自己的利益放在人民的利益后面。所以，雖然聖人的地位高於人民，但人民並不感到負擔沉重﹔走在人民之前，而人民並不感到受害。我們今天的黨員和古時的聖人雖然不一樣，但“天下大同”的理念是相通的，“聖人為下”的理念和“人民公仆”的意識有著相近的意味。我們黨員干部組織群眾、帶領人民，是不是應該同樣呢？

屈己待人，群眾才會真心接受領導。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是我們黨一貫的群眾路線，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是我們黨的根本宗旨。黨之所以能帶領群眾，從勝利走向勝利，離不開我黨一直堅持的朴實親民的作風，離不開黨的干部不把自己“當官”的優秀品質。無論從事什麼崗位，身處什麼地位，作出什麼貢獻，黨員干部都應該把人民群眾“高高舉過頭頂”，隻有這樣人民群眾才會把黨的領導深深放在心裡。“功高不改忠貞志，位尊難移公仆心。”正是對周恩來、孔繁森、牛玉儒、沈浩等一批我黨優秀干部的真實寫照。

每一名黨員都應該清楚，在執政道路上，我們雖然是“領導者”，但不是“統治者”，黨員干部的地位與群眾一樣，甚至要低於群眾，所以不能把群眾對黨的尊敬當成對自己的尊崇。以“官樣”樹立“官威”，群眾表面上充滿尊敬，心中必定是強烈的不滿。“自謙則人愈服，自夸則人必疑。”無論個別群眾用什麼態度對待我們，我們都應該用最謙下的態度面對群眾，隻有用尊敬才能換來尊敬。

先人后己，群眾才會跟著黨員干事。黨的權力來自於人民，服務於人民，如果人民群眾不擁戴黨，黨也會失去執政地位，甚至淪為歷史的塵埃。黨之所以能領導人民，是因為我們的信仰是建立在全人類謀福祉的事業之上，是因為有無數的黨員為了人民的利益甘願犧牲自己的財產、家庭、生命。紅軍長征路上，大部分紅軍戰士對馬克思主義、對共產主義都沒有太深刻的了解，之所以願意跟著黨爬雪山、過草地、經歷大大小小的生死戰斗，原因也在於當時的黨員干部能將自己的利益放在人民的利益之后。因此，人民群眾能相信黨的事業值得大家前赴后繼、不懼犧牲，人民群眾也相信黨的事業最終能給大家帶來幸福美好的生活。

在利益面前，是先替自己打算，還是優先為群眾考慮，這是人性與黨性糾葛的難題，每一名黨員干部都會遇到。有的黨員干部說，自己雖然在“小錢”上拿一點佔一點，在“大義”上一定會站住腳。在筆者看來，這都是自欺欺人的妄想。習主席曾說：“好干部必須有責任重於泰山的意識，堅持黨的原則第一、黨的事業第一、人民利益第一。”在群眾面前，利益無大小，都是內心的反映，小惠小利搶於先，人民群眾又怎麼相信黨員干部在“大利益”面前能舍己為人？又怎麼會相信黨的道路是能給群眾帶來幸福的道路？

勇於擔當，群眾才會托付心中信任。最值得稱贊的干部，是不懼艱險的干部，最值得信任的干部，是永在一線的干部。我們黨員干部，雖然需要在態度上居於人民之下，但在行動上應在他人之先。黨員干部的楷模楊善洲干工作總是喜歡沖在第一線，他在日記中寫道：“凡是農田建設上得快的單位，都有一條重要經驗：領導上前線，親自帶著干。這是最有效的指揮。正如有的干部說：‘一天講得磨破嘴，不如自己流汗水’、‘喊啞嗓子不如做出樣子’，這個體會很實在。"黨員干部如果都能擔起責任，群眾才不會對黨的工作有所懷疑，就會將信任托付給組織，干事創業才會不遺余力。“跟我上”和“給我上”的區別也在於此。

勇於承擔責任，才能得到群眾的信任，若缺乏群眾的信任，能力再強也一事無成。魯迅曾說：“一個誠摯、熱心，為著光明而斗爭的人，不能夠不是刻苦而負責的。”黨員肩上的責任，是歷史賦予我們的，每名黨員的崗位雖然不同，但擔當意識都應該是一樣的。近年來的情況也表明，群眾最討厭的事情之一，就是“有關部門”推諉自己的責任，遇事電話不接、問題不答、批評不聽，又有什麼比得上“推諉”更令群眾喪失信任的呢？

記得道德經第四十四章記：“聖人常無心，以百姓之心為心。”老庄心中的“聖人”是將人民的意志作為自己意志的人。如果所有的黨員干部都能卸去“領導”的光環，蹲下來，坐得比群眾更低一些，感受到群眾心中的喜怒哀樂，辦的事能更貼近群眾所想，我想我們的道路必將走得更遠更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