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限購令”催生“假離婚”，政策漏洞不可忽視

9月26日，一條“南京主城區重啟住房限購，市民扎堆離婚”的消息，讓網民直呼辣眼睛。其實這一幕，前些天已在上海上演過。有的區民政局離婚登記處被前來辦理離婚的市民擠爆，被迫採取臨時“封閉”措施，讓當事人改日再來，取號辦理離婚，發號數量有限。一時間，離婚也要“限號”，更加劇了人們的恐慌感。

這裡所說的離婚，無關感情問題，卻與住房限購的政策有關。比如南京限購令規定，在主城區范圍內，已擁有一套及以上住房的非本市戶籍居民家庭，不得再新購新建商品住房和二手住房﹔擁有二套及以上住房的本市戶籍居民家庭，不得再新購新建商品住房。由於限購的對象是家庭，要規避這一政策，最好的辦法就是自動“拆散”家庭，一變倆，搞假離婚。上海的情況與此類似，由於國家有政策，首次購房貸款要比二次購房貸款利率低，買一套房可以節省上百萬元。而確定是否首次購房，是以家庭為標准的，所以搞假離婚，就多了一個首次購房的機會。

為購房而搞假離婚，這不是拿神聖的婚姻當兒戲嗎？見利忘義，似乎應為人所不齒。甚至有人認為應以“不當獲利”來起訴他們。然而，如果有一對夫妻為購房而假離婚，或許應該受到社會的道德譴責。但有這麼多人為了購房“扎堆離婚”，以至於形成“離婚潮”，把民政局都“擠爆”，那就要反思我們政策本身的漏洞和問題了。

政府出台住房限購令，本意是為了遏制投機、平抑房價，讓更多有正當住房需求的群眾能住有所居，安居樂業。但是近年來一些城市的持續限購，雖然在一定時期內能有效抑制城市房價水平，但是病源未除，只是暫時“鎮痛”。因為缺少配套有力的保障房和廉租房供給，部分城市居民基本的住房需求無法滿足，而收入增加的居民的住房投資意願卻日益旺盛。目前作為強硬行政手段的限購政策雖然看似立竿見影，但無法有效區別消費需求與投資需求，存在機制上的缺陷，難以長久維持。限購嚴了，成交量下降，庫存增加，房價卻沒有大降。在去庫存的巨大壓力下，限購政策不可能不放鬆，一旦限購政策退出，極易造成房地產市場“報復性反彈”。

這樣循環往復的時緊時鬆，招數用老，恨不得就連買菜的老太太，都已經明白了這裡的“奧妙”。結果必然是越限購，越刺激了房價必然上漲的心理預期﹔越限購，住房投資回報率越高﹔越限購，越抑制了二手房供給。有了兩套房以上的，因限購更不願、不敢出手，沒有兩套房的，面對限購更要想方設法再購一套。因此，就難免出現父母帶著子女來離婚，或子女帶著父母來離婚，有說有笑，將傳統道德觀價值觀棄之如敝屣的怪象了。最終，高企不下的房價，不僅增加了實體經濟的成本，扭曲了社會投資方向，削弱城市競爭力，干擾了百姓的安居樂業，還有可能造成社會道德淪喪，人心不古、世風日下的后果。

遏制過高房價，滿足居住需求，或許沒有一針見效的“靈丹妙藥”，但大方向肯定應是一個系統工程。比如盡快建立全國統一的房地產產權登記信息系統，減少投機購房者或炒房團的可乘之機。同時在限購基礎上，借鑒一些先進國家和地區的已有經驗，加快對多套房開征累進房產稅、遺產稅以及房屋空置稅的步伐，從嚴征收轉讓所得稅等，提高囤房成本，讓炒房者無暴利可圖，使巨量二手房流入市場，真正使房屋回歸其供人居住的本來功能。

如果說這些治本措施很難一步到位，那麼至少在眼下制定的限購政策上，要注意政策的系統性、關聯性，盡量避免可能出現的漏洞。如果不能有效甄別和防止人們為了購房假離婚，就應考慮如何公平公正地對待成年單身者與成家者，一視同仁。政府的政策不能逼迫人們不得不沖破道德底線去謀取自身利益，更不能讓老實本分的人吃虧，還要盡可能保持政策的穩定性。這樣房市調控的力度或許會減弱一些，“藥效”會慢一些，但不會產生意料之中的“副作用”。否則，好的初衷卻帶來錯誤的價值導向，房價沒有降下來，社會道德水平卻直線下降，得不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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