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葩証明源於責任缺失

聽說過証明“我媽是我媽”，可陝西西安市民鄭師傅卻遇上更讓他尷尬的証明。受外傷住院已花費3000余元，可要想按照城鎮醫療保險報銷，他就必須要証明這傷是自己意外造成的。（9月13日《華商報》）

現實生活中，相信許多人都曾遇到過需要開具奇葩証明的事情。不少人希望，早日打破部門間信息壁壘，盡快實現數據融合，用技術手段讓奇葩証明銷聲匿跡。然而，事實証明，奇葩証明不僅是技術問題，更是責任問題。就比如報道中的鄭師傅，意外受傷住院，想要醫保報銷，醫院方面卻要求開具“自己傷自己”的証明，而職業介紹服務中心卻表示沒法開。雙方都“按規則辦事”，卻讓夾在中間的鄭師傅郁悶不已。

就事論事，問題本身並不復雜。不論是醫院、社保中心，還是職業介紹服務中心，隻要派出工作人員，到鄭師傅家中實地查看，就不難得出“意外受傷”的結論，從而讓其順利地走完醫保報銷程序。然而，這三方都是隻動嘴，不動腿，沒有盡到該盡的責任，而讓鄭師傅飽受夾板氣。

按照社保中心的說法，醫院要求患者開具“自己傷自己”的証明並非故意刁難，而是為了排除患者隱瞞第三方賠償，而騙取醫保報銷的可能性。這種說辭乍聽有理，可仔細琢磨卻不盡然。道理很簡單，防止騙保是有關部門的分內職責，絕不應該轉嫁到群眾的身上，而令其自証清白。從邏輯上講，要求群眾自証清白即意味著相關部門預設騙保立場，是對群眾的不信任。從法律上論，自証清白違反了“誰質疑，誰舉証”的基本原則，與依法行政格格不入。可見，此等奇葩証明於理不合、於法不容。

近年來，中央大力推行簡政放權，各地也相繼出台了相關辦法，然而在很多地方，奇葩証明仍屢禁不止，群眾還遲遲享受不到簡政放權的紅利。這裡面的問題，實在值得琢磨和思量。當前，個別干部仍然信奉“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處世哲學，對群眾的問題不關心、不上心，把不合時宜的政策規矩當作擋箭牌，疊床架屋設置奇葩証明，盡量避免自己擔責任，以致群眾辦事屢屢碰壁。

千難萬難，敢於負責就不難。所有的奇葩証明，歸根到底都是責任問題。奇葩証明的存在，凸顯出權力的傲慢，折射出責任的缺失。長此以往，侵蝕的是群眾的獲得感，損害的是黨和政府的形象。當官不為民做主，不如回家賣紅薯。隻有干部切實把群眾的事情放在心上，想群眾之所想，急群眾之所急，扎扎實實地為群眾辦好事、解難事，奇葩証明方能真正被掃進歷史的垃圾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