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信詐騙，亟須正視的社會治理“大考”

18歲的山東臨沂姑娘徐玉玉尸骨未寒，8月25日媒體驚曝：臨沂所轄臨沭縣大二學生宋振寧日前也在遭遇電信詐騙后，心臟驟停，不幸離世。又一個好端端的家庭，被帶走了希望和未來，也讓更多人深感震驚和不安。電信詐騙，已演變為危害人們財產安全和影響社會穩定的可怕毒瘤，也成為檢驗社會治理水平的大考題。

電信詐騙是通訊技術和金融業務快速發展的“伴生品”。盡管有關部門已多次組織開展整治、打擊等專項行動，包括追蹤到境外抓捕，但自2008年以來，這類案件一直持續高發。據統計，近十年我國電信詐騙案件每年以20%-30%的高速增長。僅今年上半年，全國收到詐騙短信人數就高達9.4億，詐騙電話撥出次數28.9億，造成損失合計超過65.6億元。

這驚人的數字背后，暴露出的是監管失序、法律缺位、執法不嚴、聯動不力、功能失調等社會治理“綜合症”。比如手機用戶實名登記、網絡實名注冊，以及銀行卡實名登記，本是對付電信詐騙的利器，國家有關部門也早已出台了相關規定，但由於沒有相應的過錯責任追究制度，電信和銀行出於自身利益考慮，往往以方便客戶為名，睜隻眼閉隻眼，使手機“黑卡”、非實名銀行卡依然泛濫。犯罪分子詐騙得手后，直接扔掉“黑卡”，通過連續轉賬將資金分散到若干銀行卡上提現或購物，很難追蹤查處。

電信詐騙是一種新型詐騙方法，且隨著技術發展不斷翻新“進化”。而我們現有的法律法規和司法解釋，在認定詐騙數額、共同犯罪審查等方面，仍沿用傳統思路與模式，導致取証難、查處難，影響定罪量刑。法律懲處力度也不夠，沒有充分認識到其社會危害遠遠大於傳統詐騙犯罪這一現實。同時，對相關灰色產業的打擊，比如泄露或出售私人信息、網上銷售短信群發器和銀行卡等，相關法律法規難以操作甚至欠缺。

在執法方面，警方面對這種無接觸少痕跡、信息化智能化、跨地域跨行業的犯罪行為，往往知難而退，能推則推。有時想查處也心有余而力不足，因為沒有一個信息統一、協調有力的平台。受害人報了案，先在派出所填材料、再去找領導簽字，一遍流程走過，銀行卡裡的錢早被轉到了多個地方，甚至到了境外。等公安機關辦完各類手續，再到電信、銀行去查詢信息、凍結賬戶，往往“黃瓜菜都涼了”，跨地區甚至跨境追索就更難。

在受害群眾方面，平時社區也好，學校也好，包括大眾傳媒等，這些本應發揮相應社會功能作用的重要角色，卻對防范電信詐騙常識的宣傳很少，更說不上多角度、全方位、持續廣泛。試想，就連有一定文化知識的高中生、大學生，都會成為電信詐騙受害者，遑論信息渠道有限，鑒別能力較差的老年人，在花言巧語、變號設局的陷阱面前，很難不中招墮入彀中。

由於犯罪成本低、風險小、回報高、易得手，電信詐騙很容易被效仿和傳播，形成犯罪“黑色產業鏈”，不但嚴重侵害和威脅群眾財產安全和合法權益，更嚴重影響人們的安全感，也有損於政府威信和國家形象，是一個不容忽視的社會問題，亟須完善相關法律，加大執法力度，形成聯動機制，最大限度擠壓違法犯罪空間。

這方面不妨多借鑒一些境外經驗，抓住關鍵的三條。首先是打好實名制這一基礎。辦理手機卡、銀行卡，寧可一開始煩難一些，身份証以外，還要檢驗戶口簿、家庭固定電話、工作單位等身份文件，並存檔備案。一旦發生詐騙行為，就能輕鬆查出相關信息，而不是一個假身份証。其次是建立警方、電信、銀行等的統一反詐騙咨詢專線，隻要將犯罪嫌疑人騙款賬戶提供給金融機構，該賬戶及所有下級賬戶均很快被停止相應業務，不但被騙錢款易於保全，也方便偵破、取証。最重要的是加大犯罪成本。根據其特殊危害性，適度提高電信詐騙罪的法定刑，提高罰金數額。對提供技術支持的人員，隻要能推定主觀上應知道是在為電信詐騙提供幫助，就可以按共犯論處，減少司法証明責任。同時，對電信、金融因監管不力造成嚴重后果的，依法追究經濟、行政、刑事責任。如此多管齊下，假以時日，相信電信詐騙由猖獗慢慢減少，避免更多人因電信詐騙而付出財產乃至生命的代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