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經濟角度”看違紀“僥幸心理”

“公車沒有開回家，無人知道應該沒問題。就是這樣的僥幸心理作祟，讓自己栽了跟頭。”近日，貴州省思南縣孫家壩鎮黨委副書記、鎮長田永逸在談到自己違紀問題時仍后悔不迭。（8月16日 中國紀檢監察報）

“經濟”一詞看似與田永逸這樣違紀者並無關聯。事實上，任何違紀行為都免不了一場內心的博弈，與其說違紀行為是心存僥幸，不如說是“權衡利弊”后結果。所以，我們不妨從經濟角度出發，來探尋違紀者心存僥幸的真正原因。

在經濟活動中，當收益高於成本，商人就會趨之若鹜。違紀者內心的博弈也是如此，當違紀收益大於違紀成本，違紀行為自然就會發生。然而，作為監察部門，難以控制違紀收益，因此，要消除干部違紀時的“心存僥幸”，關鍵在於提高違紀成本。對於違紀成本一詞，並沒有專門的解釋，筆者姑且將其分為行為成本、懲處成本、定罪成本和心理成本。

對於行為成本，就包括了為進行違紀行為所耗費的精力和行動力。在公車私用中，領導干部一句話就能實施違紀行為，顯然行為成本過低。要提高行為成本，就必須完善行政流程，將權力運行制度化，增加違紀行為所付出的行為成本。如此，妄圖違紀者就難以輕易實施違紀行為，違紀現象自然就會減少。

對於懲處成本，顧名思義就是違紀后受到的懲罰處分。如果違紀者違紀所得遠大於將受到的懲處，違紀行為的發生恐怕難以避免。為避免這一情況，就要提升懲處成本。中央實施全面從嚴治黨戰略部署以來，《處分條例》與《問責條例》接連出台，違紀者動輒則咎，監察部門從嚴執紀，就是在不斷提高懲處成本。從效果上看，違紀行為已極大減少。

對於定罪成本，就是指違紀行為被發現並定性處罰的機會成本。眾所周知，懲處再嚴，都必須建立在“定罪”基礎上，倘若定罪幾率過低，嚴厲的懲處也是“鏡花水月”。而要提升定罪幾率，關鍵是織密監督之網。通過完善體制監察，增強群眾監察，引入輿論監督等手段，要讓違紀者無所遁形，統統入網。如此，妄圖違紀者顧慮就會更大，違紀現象就能更少。

對於心理成本，正是違紀行為發生后所發生的內心自責。古語說，“人之初，性本善”。每個人都天生有向善的一面。但是，如果不注重思想道德建設就難免“習相近，性相遠”。因此，要提升心理成本必須做好干部思想道德教育。通過正面引導與警示教育相結合，讓干部在思想道德上筑牢防線，從而形成自我約束，違紀行為的發生才能根本減少。

心存僥幸只是表象，更深的原因是違紀成本過低。監察部門應該四管齊下，提升違紀成本，減少違紀發生。如此，干部僥幸心理被打消，勤政廉政的干事作風才能獲得實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