勤於改地名，恰恰是一種“懶政”

黃山市要改回“徽州”、勉縣要變成“定軍山”……這幾年，有不少地方在張羅改地名。8月3日，有媒體“關注改地名現象”，特地為更名算了一筆賬：西部一個縣要改名，光是換印章牌匾，100萬元都打不住。這還不包括工商登記、地名標識、地圖標注等明的暗的各類成本，更不用說因人們對新舊地名見仁見智而帶來的民意撕裂。

既然成本這麼大，為什麼總有人熱衷於打改地名的主意呢？這其中有一些文化人希望保護所謂地名文化的因素，但更多的是一些地方官急功近利，不從扎扎實實發展經濟、繁榮文化入手，而是像搞各類“面子工程”“政績工程”一樣，夢想換個名字，就能一夜之間丑小鴨變天鵝，提升地方知名度，找到發展“捷徑”。這些文人也好，官員也好，把功夫花在折騰地名上，恰恰反映出一種文化上的“懶人”思維、行政上的“懶政”思維。

特殊情況下的地名更改，比如區劃調整、撤縣建市等等，無可厚非。但除此之外的地名更換，必要性就值得懷疑。

先說這地名與文化。地名如人名，隻需好聽、易記，如果有典故就更好。最后這一點往往是有人熱衷改地名的重要理由，尤其是偏執於某一文化意象或典故的文化人。然而這純屬過慮。地名隻要與人的活動相聯結，並有足夠長的時間沉澱，必然會形成各種“典故”，區別只是數量多少，名氣大小。比如“蘭陵”今稱“棗庄”，很多人認為是敗筆。但到棗庄旅游，對為何叫棗庄，棗庄是否有棗，卻是一個相當有趣的話題。何況這似乎沒有歷史感的土氣名字，卻蘊含著炎帝種棗造矛杆的典故，那可比“蘭陵”還要古！重要的是，對許多一出生就和“棗庄”這個名字聯結在一起的人來說，故事沉澱並不少，改名“蘭陵”倒會讓他們留不住“鄉愁”。還有當年荊州改為荊沙，許多人認為“荊州”丟不得，因為“大意失荊州”很有名，但怎麼沒人提到這裡古稱“江陵”，“千裡江陵一日還”更著名呢？試圖用一個地名反映一種文化，而不考慮其豐富性和如何發展它，這不是“懶人”思維又是什麼？

同時還要看到，某一地名要形成一定知名度，堆積起厚重的“文化層”，除了自然風光與重大事件等偶然因素，一般與各個時代人們的長期積累分不開。古今中外許多今日聽來如雷貫耳、大名鼎鼎的地名，從字面上看反而土得掉渣。“深圳”本義不過是村落邊的“深水溝”，“牛津”是指牛可以涉水過河的荒蠻地方。但現在誰提起深圳會想到土水溝，說到牛津會認為它荒蠻？還有北京的“前門”“后海”“大柵欄”“南鑼鼓巷”等等，都不是因為名字好聽才有文化味兒，而是因為積澱了深厚的文化，才讓這些平淡無奇的地名，蘊含著濃濃的文化氣息。江蘇江陰市沒有改為“徐霞客市”，同樣旅游業發達，並出現華西村這樣的旅游熱點。昆山市沒有改名“陽澄湖市”，大閘蟹同樣銷往全國，聞名遐邇，領跑全國十強縣。

相反，有不少地方爭來搶去、改來換去，以為讓地名與名人、名事、名著等老祖宗沾上邊，就會人氣大漲，財源滾滾，名滿天下，往往事與願違。改了名或可吸引一些“發思古之幽情”的人，但如果發展並無特色，經濟社會落后，有人慕名而來，也會夢想破滅，甚至乘興而來、敗興而去，反會痛感糟蹋了好地名，給古人臉上抹黑。就如筆者曾到古羅馬斗獸場外，看到形象委瑣的假羅馬勇士拉人付費合影，頓時對古羅馬好感減半，倒了胃口。如果黃山市改稱徽州卻沒有徽派文化與造詣、沒有徽商頭腦與氣象﹔如果勉縣改成定軍山卻讓人感受不到今人傳承的那份諸葛智慧、漢升忠勇，地名隻怕有名無魂，行之不遠。

現實中的地名，既是傳承歷史文化的載體，也是給今人提供准確、便利、規范的信息服務的工具。除非確有必要，“不折騰”應是政府對待地名問題的上選。我們國家歷史悠久，每個地方都有不同時代的文化積澱與歷史典故，一個地名無法包容全部。哪一種文化與典故能成為當地“名片”“地標”，全看當代人如何去注力傳承。隻要勤於做實事而不是勤於改地名，不奢望一個地名就能“改地換天”，文化自會得到保護，歷史自會得到挖掘，典故也自會得到關注，又何必患人之不己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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