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龍
一棟危樓的垮塌，讓更多危樓進入視野，也揭示著治理的糾結
浙江奉化居敬小區居民樓垮塌事件發生一周，3名涉事嫌疑人已被依法採取強制措施，但事故引來的思考仍在繼續。
每一棟居民樓，都帶著一段歷史，承載百家憂樂。這棟並不算“高齡”的危樓，背后同樣有著復雜的糾結。這其中，有著20多年的時光流轉，所屬單位已經解體，建筑商也已去世，讓加固責任難以落實﹔這其中，有著25戶居民的利益糾葛，加固拆遷投入巨大，各戶情況不同，讓意見難以統一﹔這其中，也有著基層政府的治理難題，誰來定標准做檢測，如何籌措資金保証公平，讓行動舉步維艱。
一棟危樓的垮塌，應該讓更多危樓的存在進入視野。僅居敬小區，就還有不少已被評為C級或D級的危房。更何況，各地都有一批建於二三十年前的磚混房屋進入“早衰期”。如何解開垮塌樓面臨的種種糾結，讓尚未倒塌的危房轉危為安，是亡羊補牢的必要之舉，正考驗著我們的治理能力。
補上制度的缺環，是化解糾結的首要之舉。極少有危樓無先兆地垮塌，奉化這棟居民樓的住戶去年6月就開始反映問題，垮塌前一晚還有居民聽到了牆體開裂的聲音。如果沒有忽略發自危樓內部的細弱求救，沒有延宕施救與疏散措施，結果可能會大不相同。事實上，2009年附近已有一幢樓房倒塌，而當時正是因為摸排及時、處置有力，倒塌時居民已經全部轉移，沒有造成人員傷亡。對那些不符合相關維修政策的老舊房屋，相關方面應建立定期檢測修繕等制度，給群眾安居系上“安全帶”。
在更具流動性的社會中應對各類風險，也是對法治效能的考驗。我國的建筑法規定了建筑設計單位、建設單位、工程監理單位等主體的法律責任。應該說，制度的規定是比較完善的，但是另一個不容忽視的現象是，中國社會幾十年來的變化發展太快了，市場主體的變更真如雲起雲散。如何在變動的市場秩序和社會環境中，做到守法的恆定性，責任分配的可落實性，的確是一個法治難題。這需要更加精細的制度設計、更負責任的職業倫理。
危樓施救，由於涉及多個家庭的切身利益，也對地方治理的精細度和耐心度提出了更高要求。有些危樓不是“不能拆”，而是業主“不願拆”。比如，奉化倒塌樓之所以長期沒有加固或搬遷，就與居民意見不統一、對置換房屋和補償不滿意、不願意承擔部分資金等有關系。業內人士透露，任何地方在處理此類問題時都沒有通盤適用的“一攬子方案”，必須挨家挨戶地做工作、反復協商溝通，以耐心和細致回應群眾的正當訴求，才能把棋走對，把路走通。
正是從上世紀80年代開始，中國人的居住形態發生了改變，人們陸續從傳統的院落進入城市的樓房，居民樓成為豎起的街市和空中的家園。“建筑質量”不只是個行業術語，更關系群眾的家園安危。而危房問題也如同中國社會轉型進程中的一個具象，揭示出問題的復雜性和緊迫性。我們既要重建瓦礫中的家園，也要未雨綢繆地傾聽和回應危樓的呼救，並以更加細致和審慎的態度，為人們的安居夢筑起制度的保護網，這需要各責任主體的共同擔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