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孕婦張女士4個月內跑了20趟，就是辦不下准生証。當地媒體介入報道后，有關部門當天就迅速反應：又是給張女士“送証到家”，又是“處理責任人，開展整改”。
有關部門不怕百姓怨恨，就怕媒體曝光。這顯然是基於一種趨利避害的利益算計：漠視乃至刁難百姓相對安全無虞，被媒體曝光卻可能受到上級追究。因此，一些人就如“變色龍”般善變。
說到底，這還是缺乏為民之心的表現。一些人心裡沒有重民親民為民的意識，忘卻了權力的來源和自身的職責，常常漠視民眾的權益、罔顧百姓的呼聲，習慣了整天高高在上的樣子。在他們眼裡，“為人民服務”只是牆上的裝飾品，對民眾吆五喝六、頤指氣使才是其“真性情”。要轉變這種官僚主義的頑劣作風，關鍵是要促其樹立正確的宗旨意識、解決基本的立場問題，對法律、規則和程序保持必要的敬畏，而非獨獨懼憚媒體。
媒體沒有治理社會的職能。一切社會管理活動都應該遵循起碼的法律和規則，嚴格按照程序辦事、依據制度問責。比如辦理准生証之類的業務，就應該遵循標准的操作流程，限時辦結。但在一些地方，民眾的合理訴求常常不能直接通過正常程序得到解決，因此，有人就不得不依賴媒體倒逼來獲得“曲線解決問題”的機會。一旦這種倒逼奏效，人們就會愈發篤定“有困難找媒體比找法律更有效”的錯覺。這不僅折損了政府公信力，也把媒體推向了不得不越俎代庖的無奈境地，社會危險極大。
一定意義上說，在此類事件中，媒體的勝利背后即是法治的隱痛，一方面媒體的勝利對應的正是法治的缺位、人治的橫行﹔另一方面，媒體也有自身的局限性，媒體由於資源的有限，無法直接參與所有具體社會事務管理，它無法從根本上解決普遍問題。唯有在社會生活中樹立法律權威，鞏固規則意識，才能讓社會管理走上法治軌道。
讓法治成為共識，“誰折騰百姓，就讓《焦點訪談》折騰誰”的江湖快意，就能走上依法管理的軌道﹔嚴格按照規則辦事，“事情發生—媒體曝光—領導批示—高度重視—得以解決”的非常規思維模式，就能逐漸淡出公眾視野﹔嚴格執行問責制度，明明該一次性交代清楚的辦証要求，就不會一點點地“擠牙膏”。一言以蔽之，法治飽滿則媒體骨感，張女士們的艱難遭遇，才能成為法治社會走向成熟的昨日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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