監考老師嚴查作弊使一些考生和家長未能“得逞”,事后遭到部分家長的圍堵和毆打,稱這些老師妨害了他們的“公平”。
公平不僅包括正當地分配事物,還涉及正確地評價事物。我們不僅要衡量各種資源的分配結果是否公平,還要考量獲取資源的手段是否道德。
考場作弊,自古有之,中外皆然。但無論何時何地,從人們的普遍認知來看,作弊始終是一種見不得光、且見光就會背上一世污名的“地下”活動。
因此,當湖北鐘祥部分考生家長喊出“我們要的是公平,不讓作弊就沒法公平”這樣驚世駭俗的話,監考老師遭到非理性的暴力毆打,這種公然“為作弊去污名化”的行徑,反映的其實是一些不良社會風氣,以及這些風氣背后暗含的扭曲社會心理,對普遍價值觀念和道德底線的又一次挑戰和沖擊。
“不作弊,不公平”的理由何在?那些家長認為,一是教育資源分配的不公平。在他們看來,鐘祥的稅收、鐘祥最好的教師都去了武漢“作貢獻”,最好的屏蔽儀、最嚴格的監考老師反而被從武漢調來“對付”鐘祥,這對鐘祥人是“不公平”的。二是全國很多地方都有作弊行為,為什麼隻盯著鐘祥?特別是同樣在一個考點,為什麼有的考生能作弊,有的卻不能?這兩種“不公平”相疊加,似乎給了他們與孩子合伙作弊、在考場外上演全武行的“充足理由”。
誠然,當前中國教育資源在城鄉之間存在著很大落差,這造成了城鄉學生無論在知識上還是能力上都存在著一定的差距。這一現實,讓那些家長認為,既然機會不平等,那麼我就“想辦法”讓結果平等。但作弊真的是一種對不公平的糾正嗎?恰恰相反,因為作弊,讓那些未選擇作弊的學生,在沒有任何責任的情況下,被置於一個不利的競爭地位,反而造成了另一種不公平。
校正教育資源分配和考試制度中存在的相對不公,其實是能夠從制度上找到解決辦法的,比如對少數族裔學生、落后地區學生在招生制度上予以傾斜,這些都是有效的補救手段,多年來也一直受到社會各界的認同。但通過作弊來“追求公平”,則只是打著公平的旗號來謀求一己私利﹔失去理智的全武行,其實是投機取巧的骯臟勾當未能得逞后的惱羞成怒。
公平不僅包括正當地分配事物,還涉及正確地評價事物。我們不僅要衡量各種資源的分配結果是否公平,還要考量獲取資源的手段是否道德。那些認為“別人能作弊而我不能作弊,所以不公平”的家長,他們完全混淆了公平與道德之間的關系。一種行為的善與惡,並非以其是否普遍來衡量,而是以其本身的好壞來衡量。這就是說,即便全國全世界很多地方都有作弊現象,也不能証明作弊就是正當的。如果行為本身已經是非道德的,那麼再來討論公平與否也就沒有任何意義了。而作弊恰恰損害了一種重要的道德價值——誠信。
幾十年來,高考已經被事實証明是推動教育公平比較有效的手段,甚至被很多人認為是當下貧困學子鯉魚躍龍門的唯一公平途徑,而若高考都被如此玷污,則尚有何公平可言?分析歷次的類似事件,可以發現在作弊與否的選擇之間,人們常常面臨一種無奈的“囚徒困境”——如果別人通過作弊獲得好成績,且沒有受到任何懲罰,這一成本要遠低於多年努力學習備考的成本﹔這種情況下如果自己不作弊,那麼就難免會處於不利的競爭地位。這是作弊從一種個人行為蔓延為一種集體行為甚至是地區性普遍行為的社會心理根源。而要避免這種“囚徒困境”,惟有靠不斷完善高考監管制度,嚴厲打擊各種高考腐敗,讓“害群之馬”受到應得的懲處,通過提高作弊行為被發現的幾率和受懲處的成本,來防止他人的“眼紅”效仿,徹底扭轉社會風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