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前所未有的城市管理課題拋給一個本不具備完全執法資格的部門，顯然是強人所難。
近日，一段陝西延安城管暴力執法的視頻引起廣泛關注。當地調查稱涉事城管為臨時工，目前已解聘多名在場城管人員，對其中兩人分別給予刑事及行政拘留。
作為當今中國矛盾最多發的焦點之一，城管體現了社會管理的一個悖論：一方面，受地方政府委托，城管具體操持城市綜合管理，承擔著維護市容市貌、城市秩序的重任﹔另一方面，執法手段非常粗放，時常違規執法、暴力執法，與小攤販發生激烈沖突，影響社會和諧。
從宏觀層面看，這種悖論是中國城鎮化進程中矛盾集中的表現。隨著城市不斷擴容、人口不斷向城市集中，城市的管理難度也在增大。這凸顯了中國社會管理的一種制度困境：把前所未有的城市管理課題拋給一個本不具備完全執法資格的部門，顯然是強人所難。
在上述大背景下不難發現，發生在延安的這起惡劣打人事件，絕非孤立的個案。執法者若無視法律尊嚴，動輒對公眾暴力相加，其本身的合法性就存在問題。而讓一個合法性不明確的部門承擔過多的執法職能，本身就是對法律的輕視，如何期待他們合理執法呢？
從城管的角度來看，他們的地位其實十分尷尬。作為一個城市的內設部門，城管並沒有全國性的業務指導機構。在法律上，除了《行政處罰法》的模糊規定及珠海、廈門等一些城市制定的相關地方法規之外，大多數地方的城管執法長期停留在法律的模糊地帶。在法律依據不充分、執法權責不明晰、管理機制不健全的情況下，指望城管像警察、工商、稅務等部門一般規范執法，無疑是緣木求魚。
再者，城管隊伍本身的素質也成問題。在許多地方，城管執法人員素質參差不齊，如深圳等地就出現過城管向商販收保護費、敲詐勒索﹔其次，城管人員身份也不統一，有的是行政編制，有的是事業編制，有的是聘用制（即所謂的臨時工）。臨時工待遇低，一出問題往往被當作替罪羊，難免不在別的地方“找補”。
沒有一部法律授權執法者隨意向公眾施以暴力，更何況城管面對的城市商販，往往是引車賣漿、艱難謀生的普通百姓，動不動採取圍攻、毆打，甚至“土匪一樣”蠻橫逞強，既不符合以人為本的行政倫理，更是民主法治社會的一大公害。
“如人有疾，不治則寢以深。”耐心解剖“延安城管暴力執法”這隻帶病的麻雀，能讓我們對中國社會管理問題有更清晰的判斷。如果在今后一個時期內，我們還無法徹底改革城管制度，為城市管理建章立法、優化隊伍、規范管理，那這樣的暴力事件還會在別的地方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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