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的生意不好做”，這幾乎是所有旅游產業或第三產業經營者見面時的同一話題。與此同時，人們也試圖找出生意不好做的主、客觀原因，並通過各種辦法解決企業面臨的生存和發展問題：惡劣的氣候、經濟的滑坡、禽流感肆虐以及“八項規定”。其中“八項規定”可能是目前人們最為關心也是最難繞過的主要因素。這也是5月25日“2013清遠旅游企業‘合理消費就是慈善’營銷聯誼會暨清遠市自駕旅游協會發起籌備會”的討論話題之一。
“吃、住、行、游、購、娛”是構成旅游以及旅游產業鏈的六大要素。其中，吃、住、行是生存剛需，而游、購、娛則是精神升華。按說，“八項規定”管理的是公務員的特定群體以及這個群體的公款消費，與旅游行業六大要素的經營並不搭界。但是，若將公款消費的“公款”的二字去掉，則不能說沒有關聯了，因為所有旅游六大要素的產業鏈形成都離不開消費來拉動。而最重要的是，消費行為的實施都是一個個具體的人來完成的。所以，離開了消費的群體就失去了服務的需求。
中國人可能是最喜歡吃的民族，也可能是最講究吃的民族。這和中國的歷史發展有關。中國的歷史是歷代王朝政權更迭的演變史，而任何朝代的更迭都是通過暴力和戰爭完成的。戰爭所帶來的不穩定社會因素，直接影響的就是生活必需品，尤其是糧食的生產和供給。“日求三餐，夜求一宿”是中國普通老百姓對生存的最基本要求。而一旦社會穩定、國泰民安，中國人的生產力就會獲得極大的釋放，創造出許多超出生活必需的物品。而這個時候，要消耗掉這些產能過剩的東西，就隻能通過奢華排場來實現產品的增利。這種現象不僅僅是今天號稱“世界老二”的中國才有，實際上“大唐盛世”、“南宋中興”的時候就已如此。而清代獨創的“滿漢全席”則是中華飲食的巔峰之作。
然而，不能不提的是“滿漢全席”並非皇家宮廷的發明，卻是揚州“大廚房”專為到揚州巡視的“六司百官”辦的。滿漢全席源於揚州，而且其目的就是專為高級公務員提供服務。在此，我們可以看出，公務消費貫穿於整個中國歷史社會的發展過程中。也就不難理解為什麼八項規定出台后，依然有人藏起來吃動輒過萬的豪宴，喝平民百姓聽都沒聽說過的名酒。吃飯喝酒的過程本身就是一個權力尋租、買賣交換的過程。上至所好必有下至所為。在這個杯光酒影的飯局裡，買賣雙方都在尋找著商機和達成合作的默契，當然，也在考察著對方的酒量和酒品，實際上並非所有的飯局都有成功的交易，自然也就免去了下一步更多的交往。鋪張浪費的過程之中，往往也帶來了時間成本的節約和交往效率的提高。
八項規定作為新一屆領導人的重大決策，正在引領著中國走向健康而理性的消費時代，正在改變著中國的官場和社會生態。身邊的朋友的感言大多是積極而且正面的。少了為工作寧傷身體、莫傷感情的拼命，多了自己和家人見面、共享天倫的樂趣。可是任何事物都具有兩面性，我們也必須看到公款消費停止之后，大量與旅游產業鏈相關的企業已經到了生死攸關的時刻，因此，民間對政府要求的呼聲也在不斷提高。每個黨員干部本身也是一個具體的人，他們和他們所在的單位消費是否應該有一個具體的消費指引。最近有關職場個人幸福感調查顯示公務員是最不幸福的群體，雖然有些偏頗，但也具有現實的一面。信息發達無孔不入的時代，每個人都難以將自己的行為從公眾的眼光中徹底地掩藏起來。香港廉政公署有人均消費午餐350元、晚餐450元的規定，這就是標准。而湯顯明任職期間人均消費1100元，這就是違規。相比較我們人均60元的標准，在目前物價高企的時代，是否又有些“矯枉過正”呢？
任何社會的發展都是在舊的矛盾化解而又有新的矛盾產生的演變過程。政府機構是人民社會的委托管理方，人民群眾則是社會利益的切實關聯方。中國社會三教九流，信仰各異，但歸根結底還是利益分配是否合理的問題。“中國式過馬路”看起來是行為的表象，而其根源卻仍然在於人們對前方未知利益能否合理得到和保障獲取的問題。如果這些問題不解決，不管是為官還是為民，所有的人都會爭先恐后地跑向馬路的對面，而無視交通燈的存在和自己生命的危害。而回歸到旅游和第三產業的發展，市社科聯副主席鄒錫恆指出：“官商勾結是不允許的，但是官商合作卻是不可少的”。官商勾結是潛規則，其危害甚於毒大米﹔官商合作是陽光的，其好處惠及全社會。有了一個陽光的社會，“中國式過馬路”現象就會從我們的生活中逐漸消失。旅游企業也會像森波拉溫泉景區一樣，在做好服務、提升品質的同時，利用自己的森林農場，開辟健康食品市場，使游客的各種需求都得到滿足。那麼，八項規定就不再是旅游產業的緊箍咒，而是市場走向合理消費的指南針！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