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拆遷所造成的社會矛盾成為當前中國為數最多的矛盾之一。百姓認為“給錢不夠，參與不足”﹔政府或房地產公司認為“百姓刁蠻，不斷加價，給多少錢也不賣，甚至賣了又后悔”。雙方站在各自的立場上互不相讓。但是，拆遷矛盾不是個死結，通過法治的途徑可以得到解決。涉及拆遷的法治基本原則是：第一，明確公共利益所包含的基本內容，防止“渾水摸魚”﹔第二，即便為了公共利益也盡最大可能不損害私人利益﹔第三，損害的私人利益最大誠意予以補償﹔第四，必須在復雜透明的公眾參與程序制約下實施﹔第五，所有的權利都有公正救濟的途徑。法治化處理拆遷矛盾應著力以下幾個方面。
在征收的前提——“公共利益”界定上下大工夫
房屋拆遷（除了違法建筑）以國家征收為前提﹔而征收又以“公共利益”需要為前提。現行各種法律法規對“公共利益”尚未形成成熟的理論標准，《國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與補償條例》試圖以列舉方式界定公共利益范圍，但“法律、行政法規規定的其他公共利益的需要”作為兜底條款又開了很大的口子。建議更加細致地思考房屋征收中所有公共利益的情形，排除其他可能。政府、公民和法院都基於這一標准認定是否屬於房屋征收的范圍，這將有助於從法律源頭減少以“公共利益”為名的商業拆遷。
在規劃而非拆遷上下大工夫
拆遷動的是公民最根本的“奶酪”——房屋，因此土地規劃中應盡可能減少房屋拆遷。科學合理的規劃應當是一個減少拆遷發生的規劃。城市規劃做得好的地方有個“問句規則”：拆遷還要規劃師做什麼？也就是說城市規劃設計中，能夠繞開拆遷才是“帝王規劃”。拆遷是最后的手段，不得不為，應更多考慮城市規劃的科學性，盡可能把功夫下在規劃上而非拆遷中。在這點上法律應提供明確的指引。從而走一條盡最大可能少拆遷的城鎮化之路。
在公平合理的補償標准上下大工夫
拆遷要求公平補償，何謂公平有兩種意見。一種認為全面市場化，由市場決定﹔另一種意見認為，土地是國家所有或者集體所有，因此應當減去所有權人的土地價值后給予補償。第一種意見由於無法准確評估市場價格可能造成國家財產損失﹔第二種意見在實際運作中產生了很多矛盾，即便是為了公共利益的征收，百姓得不到合理的補償他們也不會接受。因此兩種意見實際上都因彈性過大而不具操作性。遍觀各國拆遷補償，一點兒不出問題幾無可能，但出現問題較少的國家的辦法可以歸納為：補償范圍廣泛明確﹔補償標准科學可行﹔補償方式靈活多樣。核心是不讓被拆遷的老百姓感到吃虧。具體做法是：
一是盡可能把拆遷補償范圍都以法律的方式明確下來，並將所有該補償的都列入補償。補償除正常范圍，還應當包括樹木、石土、搬家租房，甚至周邊影響、預期損失等。這些錢對於拆遷而言都是“小錢”，但給人的感覺十分規范，讓人沒話可說。
二是補償的計算公式。究竟補償多少為佳很難明確，給出一套細致的計算方法顯然對於各地都是適用的。中國各地都規定了自己的計算標准，可從中選取較為合理的計算公式。全國統一可避免“眼紅”和不必要的紛爭。
三是靈活多樣的選擇。如日本的征地補償方式除現金補償外，還可採取替代地補償、遷移代辦和工程代辦補償等辦法。我國比較成功的模式如廣東“貨幣補償與留地安置並行”模式，海南三亞、陵水的“主動拆遷與留物業安置”模式以及河北邯鄲經濟開發區的“長期生活補貼”模式等都不約而同地增加了替代方式。現在看來，實物補償更容易得到百姓認同。
此外，畢竟房產是多數百姓最大的一筆財產，為慎重起見，在房產的價格評估上，可以引用第四方、第五方的評估。即拆遷方所邀請的第三方評估如不能令被拆遷人信任，被拆遷人可以邀請第四方進行評估，如果評估差距巨大，處理爭議的法院可以再邀請一方進行評估，並確定房產價值。德國就採取這種辦法。
在民眾參與程序上下大工夫
公民的全程參與是確保其利益免受不當侵犯的最佳途徑。民眾參與一方面增加了監督，另一方面“當了家就知道柴米貴”，可以在群眾中起到一定的宣傳作用。因此必須要通過法律詳細規定公民參與的程序、以多種途徑確保公民知曉並以最大誠意請他們參加。許多國家從城市規劃開始就真誠吸引民眾參與進來。在征地和拆遷中更是不遺余力廣泛宣傳、協商，真誠希望得到每個人的支持。信息公開是各國的普遍做法，畢竟“陽光是最好的防腐劑，路燈是最好的警察”。注重發揮輿論監督作用，引起公眾對可能的腐敗問題的關注。
在大型公共項目上可設立拆遷與補償委員會或者協調小組，由政府主導，邀請被征收人和建設方，共同協商妥善處理，提出三方合意的征地補償與拆遷計劃書。
反對意見書面回饋機制是保証公民有效參與的重要方式。在規劃和拆遷中公民不同的意見沒有被採納應書面告知其原因，一方面給予公民沒有採納的理由和依據﹔另一方面有助於真誠傾聽不同聲音，防范權力的濫用。
在司法救濟上下大工夫
前面的工作下足了工夫，絕大多數人的利益就會有保障，最大限度地減少了社會的不穩定因素。但盡管如此，還可能會有人不滿，有人“故土難離”。怎麼辦？一方面，具有內在正當性的拆遷不應因個別人的情緒而停滯﹔另一方面，要給他們救濟和說理的地方。
法院較政府或信訪部門而言是個不錯的選擇。第一，法院自身的中立性和相對小的危險性﹔第二，救濟范圍具有廣泛性和示范性﹔第三，救濟結果具有強制性和終局性等。它彌補了其他社會治理方式的諸多不足。法院的救濟大門必須開足。無論政府對與錯，法院都不能採取回避的態度，都要給當事人一個“說法”。從而切實發揮這一社會減壓閥與平衡器的作用。
雖然上述辦法會損害效率，但與后果相較是值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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