個別利益群體積極尋找自己的利益代言人，為自身的利益訴求建構理論。利益的多元化導致了觀念的多樣化，有自覺意識的利益群體都在努力發出自己的聲音，建構自己的理論
社會利益的分化以及由此導致的社會意識多元化，已經成為中國繼續深化改革的重要前提和出發點。對於中國這樣一個急劇全面變革的社會來說，利益的分化不僅釋放出社會活力和創造力，也激發了強烈的政治參與訴求，從根本上改變著國家與社會的關系，以及社會內部的關系，使改革的重心從單純地向社會放權轉變為既要給社會放權賦能，更要約束國家權力。推進有序政治參與發揮著既增強社會權利、又制約國家權力的雙重功能。更為重要的是，在有序政治參與過程中，多元的社會利益也可以在統一的制度框架內、共同的制度平台上相互博弈，提高社會的認同感和包容性，保持制度的彈性和應變性，並逐漸將各種社會政治關系穩定化、規范化。
利益多元化是政治參與擴大的前提
馬克思曾經說過，“人們奮斗所爭取的一切，都同他們的利益有關”。中國經濟高速增長的過程不僅帶來了全社會整體財富的快速積累，也加快了社會利益的分化。隨之而來的是權利意識的復蘇。在社會整體財富水平提高的前提下，已經分化的社會群體，關注的重點轉變為利益分配是否合理，利益格局是否均衡，利益關系的調整是否符合公平正義的原則。這種關注點的轉變，使得利益多元化的社會政治后果開始顯現出來，利益多元化也不再是單純的經濟問題，而成為復雜的社會政治問題。當下的利益多元化呈現出以下一些新的特點：
首先，利益多元化過程中兩極化趨勢明顯。以基尼系數為衡量標准，中國的貧富差距存在著不斷拉大的趨勢。這加劇了社會的不公平感，誘發了“仇富仇官”意識，使得人們對於機會公平的制度改革要求更為迫切。
其次，利益多元化過程中產生了強烈的社會焦慮感。利益多元化必然導致需求多元化，各個利益群體都會把維護自己的利益作為處理社會關系的首要原則。而現有的制度無論在渠道上還是能力上都無法完全滿足短時間內出現的如此多樣、並且不斷提高的需求。需求的受挫激發了對解決當下問題的擔心，和對未來前景的憂慮。
第三，社會利益多元化推動了執政黨內部利益的多元化。中國共產黨來自社會不同群體。盡管對於每個黨員有著統一的政治要求，執政黨有著明確的使命，但是每個黨員相互間存在著差別。利益的多元化，既影響到黨的意志在黨內的有效貫徹，也為權力的濫用提供了條件。
第四，各利益群體間矛盾更加突出，並有激化的可能。各社會群體利益的提升速度和獲得利益的規模存在著明顯的差距，造成這些差距有諸多體制機制因素，由此導致各社會群體對現有體制的不滿意，並將這種不滿意擴大到相互之間。
第五，個別利益群體積極尋找自己的利益代言人，為自身的利益訴求建構理論。利益的多元化導致了觀念的多樣化，有自覺意識的利益群體都在努力發出自己的聲音，建構自己的理論，以使自身的利益訴求正當化、價值理念普遍化。互聯網為這些觀念的表達提供了便利的渠道，擴大其社會影響，使其從虛擬網絡走向社會現實。這些系統化理論化的觀念也與主流意識形態形成競爭。
制度建設必須容納政治參與的擴大
對發展中國家政治發展的研究表明，社會利益多元化必然會推動政治參與的擴大，一個國家的政治穩定和政治發展有賴於政治制度對於激增的利益訴求的有效回應和疏通整合。
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社會群體與體制之間的矛盾逐漸加劇，並且以多種形式的行動呈現出來。
首先，在各種形式的選舉中，競爭性不斷提升。一些社會群體或者個人都希望借助選舉平台來表達訴求，進入體制。黨組織對於候選人的推薦協商功能受到沖擊，選舉結果受到多種力量的影響。
第二，在利益維護方面，社會組織化程度不斷提高。一方面，通過新的利益關系結合的一些社會群體，在積極爭取和維護自身權益的過程中，由於無法得到體制的直接支持，開始採取組織化行動﹔另一方面，在現有的組織化社會中，一些群體的利益受到體制性傷害，開始自我組織起來。互聯網的發展，為目標更具體、規模更小的組織化行動以及跨區域、行業的組織化行動提供了條件。
第三，在政策議題方面，來自社會的訴求更加強烈。利益的多元化推動了多種意見的表達，而社會公眾對於自身利益問題的日益關注，與社會經濟發展進程產生的問題不斷增多之間形成相互增強的關系。這些意見訴求對於決策者構成了巨大壓力，推動了政策議題的設定與改變。
第四，政治娛樂化和政治冷漠也在滋長蔓延。利益多元化也意味著多種方式的政治態度表達。政治娛樂化主要體現在年輕群體和一些持不同政見者中間，表現為極端形式的、以吸引注意力為目的的行為主義表演。政治冷漠彌漫在許多群體之間，或者出於對政治的失望，或者因為興趣的轉移。
第五，黨內的政治參與也在不斷復雜化。社會的多元化必然會投射到執政黨內部，推動黨內多種利益訴求和意見的產生。這一方面導致了黨內意見統一過程的艱巨，另一方面也為統一的政令法令貫徹設置了障礙。
中國政治體制最大的優勢是有效的社會動員力和大規模的集體行動，這是建立在社會內部的一致性和政治資源的高度集中的基礎之上的。社會的多元化以及隨之出現的政治參與的多樣化，如果不能成為體制改造的建設性力量，顯然會制約這種體制優勢的發揮。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隨著中國與世界關系發生的歷史性改變，國內與國際兩個大局緊密地互動起來。國內社會力量與國際社會力量也錯綜復雜地交織在一起，國內政治參與不僅有了國際范圍的參照系，而且有了可以獲得支持的國外力量，這加劇了國內政治參與的復雜性，也會激化某些領域的矛盾和沖突。從這個意義上說，政治參與的擴大並不必然直接導致政治體制的完善，反而會加重制度改革的負擔。因此，必須將政治參與的擴大納入制度框架之內，激發建設性力量。
擴大有序政治參與出路設計
越來越多的人認識到中國的政治制度具有吸納政治參與的巨大潛能和拓展空間。因此，要從頂層設計的高度來重視擴大有序政治參與，在充分承認利益多元化的前提下，積極探索有效的制度化渠道，既要滿足原有社會群體的政治需求，也要將新興社會群體納入到制度框架之中，並為各類社會群體之間的公正博弈搭建制度平台。
首先，要將擴大有序政治參與作為衡量中國政治體制改革完善的重要標准和戰略目標，研究其擴大的領域、層次乃至時間表。要將社會群體的結構變化與擴大有序政治參與結合在一起進行研究，提高研究的對策性。
第二，要從重視制度的約束功能轉向重視激發現有制度的擴大和吸納功能，提高參與的法治化水平，改善參與的質量。以人大政協、工會、婦聯、青年團以及各類協會為代表的官方機構，基本覆蓋了各社會群體，但由於長期形成的官僚化，以及對自身定位的簡單化，擴大和吸納政治參與的功能明顯不足，跟不上政治參與擴大的需要。對這些官方機構的改革，是制度建設的重中之重。
第三，要從謹慎對待社會組織的發展轉向積極引導社會組織的發展。現代社會是自組織的社會。社會組織的健康發展決定了社會的健康運行。參與社會組織既是政治參與的起點，也是其歸宿。參與社會組織是政治社會化的過程，從中人們習得了規則意識，培養了規則能力有序的政治參與。社會組織的發展，也會為政治體系提供應有的支持。
第四，要從將互聯網視為技術創新轉向將其看作社會組織創新。虛擬社會與現實社會之間的對應度不斷提高，對於現實社會的影響力也在日益深入。互聯網已經為社會組織化提供了新的載體，帶來了社會行動方式的變革。因此，要從戰略高度來重視網絡中不同社會群體的參與習慣、互動方式，分析網絡參與制度化參與的影響，實現與制度化參與的對接。
第五，要將國際因素納入國內政治過程的內在組成，給予重視和研究。這是一個開放的世界，沒有嚴格意義上的國際與國內的區分，國際因素已經成為國內政治發展的內在組成部分，並且在某些社會群體的觀念和行為中發揮著重要作用。除了要提高現有制度的開放度和透明度外，還要設置標准，盡可能限制國際力量的作用范圍，尤其是跨國資本、跨國人士的政治影響。
（作者為中央編譯局研究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