撒切爾夫人的改革帶給世界的最重要的變化是什麼呢？也許應該是推動人們重新思考“國家”作為一個行為者在經濟、社會生活中的角色
確定政治家的功過得失，最好在一代人之后。這是因為，政治的實質是進行利益的創造與分配。在政策實施的過程中，人們難免有得有失。得固可喜、失則生恨，這就使得人們在評論當下執政者的時候總會受到個人情緒的影響，難免有失客觀。對那些真正影響了一個時代的政治家而言，一代人的時間也許仍然嫌短。因為，他們所推行的變革對當下人們的切身利益仍有持續的影響。在這方面，英國前首相撒切爾夫人應該是其中之一。
三十多年前，1979-1990年，撒切爾夫人在英國進行了一場新自由主義改革，對英國戰后建立起來的“福利國家”制度實施系統的“拆解”。在宏觀經濟層面上，她用貨幣主義經濟政策取代了戰后英國奉行凱恩斯主義的政治共識，將抑制通貨膨脹設定為經濟政策的首要目標，通過壓縮公共開支來控制貨幣增長，為此不惜付出一段時間內失業率激增的代價。在社會保障制度方面放棄普遍性原則，在養老金改革中引入與個人收入挂鉤的“職業年金制度”，國家基本養老金隻作為最低安全線被保留下來。在教育和住房方面引入私有化機制，實現國家從這兩個社會服務領域中的“后撤”。與此同時，她還大力推進國有企業私有化，努力減輕企業和個人稅負，以此激發企業和個人的經濟熱情。從理論上說，這些措施的目的是要減少國家對經濟、社會生活的干預，讓市場發揮更大的作用，讓個人為自己的生活承擔更多責任。
這場被媒體稱為“撒切爾革命”的改革終止了此前英國經濟停滯與通貨膨脹並存的“滯漲”局面。撒切爾夫人的改革經驗對歐美發達國家起到了很強的示范作用，對包括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在內的國際組織也產生了很大影響，再由它們進一步推廣到世界各地。在治理上世紀90年代亞洲金融危機和目前歐債危機的過程中，多數國家採取的反危機措施都有“撒切爾主義”的影子。這樣，撒切爾夫人就成了一個具有世界影響力的政治家。
那麼，撒切爾夫人對英國福利國家制度的改革帶給世界的最重要的變化是什麼呢？也許應該是推動人們重新思考“國家”作為一個行為者在經濟、社會生活中的角色。在當代世界，幾乎所有國家都對宏觀經濟實施干預，以降低經濟波動的社會影響﹔都在通過稅收和公共開支實施代際和貧富之間的再分配，以縮小貧富差距。二戰結束后，不少英國人對於國家作為干預者的角色形成了一種價值上的推崇，似乎國家干預越多、福利越高就越好。但實際上，國家干預是一種以稅收為基礎的再分配行為。在一個國家裡，再分配的程度越高，公民之間的收入差距就越小。但是，當再分配的程度高過某種限度之后，人們的經濟動力就會下降，因為“干多干少一個樣”。同時，高稅收還會拉高勞動力成本，降低國際競爭力。這些變化最終會影響到經濟增長，而失去持續穩定的經濟增長，福利國家制度就失去了財政基礎。撒切爾夫人上台之前，英國在經濟上就是走進了這樣一條“死胡同”。
在西方國家，選民的最高希望當然是能在少交稅的同時享有高福利。但在“二者不可得兼”的情況下，人們的態度就會發生分化：有些人更願意少交稅，有些人傾向於高福利。作為個性鮮明的政治家，撒切爾夫人不加掩飾地支持前一種意願，這就難免引起后者的不滿。從1979年到1990年，她曾三度連任英國首相，說明其支持者甚眾。但是，她同樣也被當時很多英國人指責為冷酷、霸道、偏執，劫貧濟富，最后在全國性的抗議聲中辭職。4月8日，她的背影最終消失在地平線以下。在這個應該為她蓋棺定論的時刻，人們的褒貶可能還是莫衷一是。這是因為，她的改革，實際上是在公平與效率之間做出了明確的選擇，而這種選擇永遠是不可能讓所有人滿意的。
（作者為中國社會科學院歐洲研究所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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