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社會規模巨大，利益格局比較散亂，既得利益集團並非鐵板一塊，這就減少了處理這個問題的政治成本
如同很多舶來詞一樣，“利益集團”這個詞自西方進入中國后，便帶上了強烈的褒貶色彩，經過媒體的渲染后，似乎成為惡勢力的代名詞。然而在政治科學研究中，利益集團是個中性詞。在一個利益分化的現代社會，利益集團的出現並活躍於政治、社會和經濟生活，是普遍的現象。在資源稀缺的條件下，隻要存在競爭性經濟體制和等級化官僚體制，就會存在分享更多體制紅利的人群，它們就被稱為既得利益集團。這一點，中西亦然。因此，除非反掉現實的中西方經濟和政治體制，否則，沒有辦法鏟除既得利益集團。在世界性基本體制不變的情況下，你反掉了現實中某個具體的既得利益集團，便會馬上產生新的既得利益集團。
在學界的影響下，現在的主流輿論對現代化歷史的評論有了根本性的改變。譬如說近代英國政治變革要比法國成功，而不是相反。這種成功的重要因素據說是英國貴族比法國貴族發揮了更積極的作用。不過，英國貴族是現代化進程中最強大的既得利益集團，他們控制了政治權力，不僅充分享受了老體制的紅利（土地財富），而且充分享受了新體制的紅利（工業財富）。法國貴族就很可憐，失去了政治權力和經濟利益，最后變得一無所有。然而，現代化事業更為成功的是英國，而不是法國。
其奧秘在哪裡呢？主要在於英國貴族主動追求“包容性利益”：一方面，他們積極投身市場化和工業化的潮流，在為自己創造財富的同時也為他人增加財富﹔另一方面，他們推動制定積極的法律和政策，通過政治的方式讓中下層人民分享到更多利益。也就是說，他們在追求自身利益的同時，能夠主動釋放善意，讓他人和公共利益得以增進，從而形成各階層共贏的合作博弈局面。
美國沒有貴族，但在工業化進程中形成了壟斷財富和權力的既得利益集團，導致貧富懸殊、社會沖突、環境惡化，這些人的品性比英國貴族要差。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迅速成長起來的新中產階級（佔中產階級比例達六成以上）發揮了積極作用，尤其是那些有著強烈社會責任心的自由職業者（各類專業技術人員、企業管理者和政府公務員）擔負起了改造社會的責任，他們反對少數寡頭控制經濟和政治生活，高舉改革旗幟，掀起扒糞運動，倡導社會改革，要求控制壟斷者的行為，加強政府對經濟的監管，賦予普通人均等的發展機會。在這個過程中，產生了很多新的利益集團，如工會、農會、婦女協會，它們推動了很多立法和政策的制定，對既得利益集團發揮了有力的制約作用。
中國改革開放三十多年，形成了類似美國進步運動前既得利益集團坐大的局面。處理這個問題要汲取他國的經驗，但不能跟著別人的屁股后面走。美國處理類似問題就跟英國不一樣，國情的確有差異，方式當然不一樣。
中國處理這個問題其實也有自己的優勢。
首先，中國共產黨是個有著強大決策力和執行力的政黨，它隻要意識到某個問題的嚴重性，能夠在較短的時間內作出決策，迅速執行。這一點受到很多詬病，但在處理既得利益集團的問題上是有一定優勢的。黨內一致性的缺乏讓這種優勢打了折扣，但黨的高層在必要時可以通過整黨來提升這種一致性。同時，讓在改革開放中有所鬆懈的執政黨在這個過程中渙發新的生機。
其次，中國社會規模巨大，在表面的大一統下面，利益格局比較散亂，既得利益集團並非鐵板一塊。中央與地方之間，省與省之間，市與市之間，既得利益集團的利益交集並非想像得那麼大。這就減少了處理這個問題的政治成本。各地在中央的調度之下，可以拿出自己的辦法，中央借此可以分散政治成本，從而不致於引起大的政治反彈。
第三，在處理既得利益集團的過程中，中國現有政治制度的紅利還可以逐步釋放出來。毛澤東時代通過發動群眾來對付上層官僚，但群眾運動會帶來國家難以承受的負面影響。如果不發揮民眾的力量，僅僅通過領導自覺和僵硬的法律又很難奏效。將民眾的力量通過制度化的方式調動起來，制衡既得利益集團，是現代國家政治建設的必由之路。中國有這方面的制度基礎，那就是人民代表大會制度。今后相當長的時間內，人大代表應該做兩件事：一是將人民的訴求越來越多地通過人大渠道表達出來﹔二是履行美國“扒糞運動”的責任，專門調查、披露既得利益集團的違法、違紀、違規行為。人大代表每年要公開自己“代表選民做了哪些事”。如果沒有做好，應當承擔可見的政治責任。
第四，中國政府作出了加強社會建設的重要決策，在處理既得利益集團的過程中，可以有序地調動社會力量，讓它們在政府的調控下組織起來，走出一盤散沙狀態下民眾要麼政治冷漠，要麼狂熱激進的局面。在民眾政治冷漠之下，既得利益集團為所欲為，制造社會仇恨﹔在狂熱激進之下，既得利益集團又如驚弓之鳥，制造經濟危機。中國的社會建設應該在這個過程中成熟起來，既不能讓既得利益集團為所欲為，又要給予他們一定的生存空間，不能讓他們加害於經濟發展。
總之，中國隻要利用好自身的優勢，既得利益集團問題可以得到有效的處理，並能夠借此讓中國社會、政治邁上一個更高的台階。
（作者為武漢大學政治與公共管理學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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