於中國當下的教育格局而言,誰都知道,教育均衡是浪漫主義與理想主義的話題。就像不斷拉大的基尼系數一樣,學校與學校之間、教師與教師之間、學生與學生之間的權益差距也在不斷擴大。以2012年為例,“超級中學”的超能力有目共睹:譬如去年山東省有400余名高中生被保送,僅濟南外國語學校的保送生就超過200人,幾乎佔全省近半數的保送名額﹔去年湖南保送至北大的學生47名,除一名學生外,其余全部來自於長沙四大名校……每年的高考保送就像一個“超級碗”,而杯賽資格卻只是明星球隊的事情,與看似可以公平競技的普通隊無關。看得更長遠些,這些“超級中學”,不過是“超級大學”的預備班罷了。
名校獨大,周邊學校“失血嚴重”。這顯然有三方面的原因:一是教育支出佔財政比重4%的口號喊了N年,及至2012年才得以實現,遲到了十幾年,而這中間的“欠賬”,主要被普通學校所均攤,因此,名校在大家喝粥的日子裡,基本還有進口奶粉滋養著﹔二是在傳統教育政績觀的導引下,名校更容易出成績,普通學校不被資源配置所待見自然是常態,升學率、錄取率、就業率……“教育之鄉”或“教育之市”,離開這些名校來撐場子,還有什麼看點呢?三是市場選擇中的馬太效應,名校越來越強、積貧積弱的普通學校越來越弱,家長和學生自然不笨,“擇優”的取向非常明顯,於是“擇校”的成本又讓名校愈發強大。
就像在每個奧特曼背后,必然有一群默默挨打的小怪獸一樣:一所“超級學校”站出來,無數普通學校倒下去。基礎教育界的兩個格局已成事實:城市勃興,農村衰落﹔“重點”吃肉,“普通”喝湯。北京大學教育學院副教授劉雲杉統計1978-2005年近30年間北大學生的家庭出身發現:1978-1998年,來自農村的北大學子比例約佔三成,上世紀90年代中期開始下滑,2000年之后,考上北大的農村子弟隻佔一成左右。教育失衡帶來的身份固化,已經成為不堪的事實與憂思。
超級學校本身無可厚非,教育均衡也不是要人人一個模樣。就像教育權益平等,不可能是每個孩子天賦與能力的平等一樣,學校參差多態,也是自然之美。但值得注意的是:一方面,我們要培養“常春藤聯盟”一樣的頂級名校,但另一方面,也不能讓更多孩子享受不到基本合理的教育資源。何況,國際上真正的名校,基本都不姓“公”,而多為民辦學校。如何遵循教育規律培育中國的哈佛或牛津,與如何均衡化中國教育資源,是同等迫切的現實命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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