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1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國務院副總理李克強來到國家糧食局科學研究院考察調研，並主持召開座談會。李克強強調，推進城鎮化，核心是人的城鎮化，關鍵是提高城鎮化質量，目的是造福百姓和富裕農民。要走集約、節能、生態的新路子，著力提高內在承載力，不能人為“造城”。
這些年，不少城市很忙，忙著扮演“愚公”或者“精衛”：圈地造城、開山造城、填海造城……在“耕地紅線”之外，總有不盡的智慧與創意。譬如蘭州750億“推山造城”，一期投資220億，半年內推掉700余座荒山，劈山造地，在蘭州市城關區的東北板塊打造出一座面積約160平方公裡的新城﹔陝西延安從2012年4月份開始，投資上千億，以超常規的方式“削山、填溝、造地、建城”，用10年時間整理出78.5平方公裡，在延安城市周邊的溝壑地帶建造一個兩倍於目前城區的新城﹔“九山半水半分田”的湖北十堰，以“愚公移山，向山要地”“愚公移山，人造平原”為口號，投資超千億元，削平100多個山頭，造城100平方公裡……更多的計劃，正在地方兩會的版圖中成為熱鬧的願景。
眼下的“人造新城”有兩種：一是向耕地“要城”，譬如近日媒體報道江蘇某地，用農民耕地和宅基地撐起新城區的“臉”。去年底，國土資源部發布2011年度全國土地變更調查數據顯示，2011年度全國耕地減少532.7萬畝，其中建設佔用耕地485.0萬畝。這些建設用地，基本貢獻給了“新城區”或CBD。二是向江湖河海“要城”，這就是現代版的“靠山吃山靠水吃水”。
開疆拓宇，自然不是壞事。城市化進程在增量上自然要有所反應，然而，我們在資源與規模的拓展上，不能不注意一個問題，在“過半城市化”已成為現實的今天，“人為造城”能不能如此轟轟烈烈？1月15日，中國社科院在北京發布2012年《城鄉一體化藍皮書》。藍皮書指出，城市化水平不是越高越好，進程也不是越快越好，要注意保持適當的進度和規模。如果這話還算客氣的話，著名經濟學家吳敬璉先生就說得更為直白：在城市化的問題上，大量的投入，大量的投資投入，大量的土地投入，但是按人的城市化來說，它實現的不是很高，所以效率很低，這樣是不能持續的。“大量投資、城市擴容，用這樣低效的辦法是無法支撐的，無法持續的”。
這種無法支撐性，恰恰是不能人為造城的邏輯支撐。
“人造新城”如火如荼，帶來的問題集中在三個方面：一是征地用地矛盾。在中國，糧食安全並非是個高枕無憂的命題，“耕地紅線”一直也是岌岌可危。轉型期，大量未批先建的新城、或者批少建多的項目，征地的強制性與計劃性、補償的合法性與合理性，已經令《國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與補償條例》面臨很大的考驗。二是生態環境矛盾。譬如大力建造新城的十堰市，比如百二河、馬家河、茅塔河等，現在一年當中的大部分時間都是干枯的，泥石流等地質災害頻發。“向山要地”的蝴蝶效應，地方職能部門果真有充分的預估與預案？泥石流慘劇的背后、PM2.5“爆表”的溯源，恐怕都會挖掘到煙塵繚繞又開山辟地的那些蛛絲馬跡。三是程序正義的追問。既是“造城”，舊城也好、新城也罷，城市總是市民的家，這些大手筆的財政支出、且關乎千萬市民的命運，征詢過大家的意見嗎？公共決策中，最怕的就是拍腦袋工程。尤其在各地“造城”運動如火如荼的當下，宏觀經濟全球趨冷，動輒百億千億砸進去，地方政府起碼該聽聽市民的聲音吧。
有一些事實，需要我們在熱情“造城”的時候冷靜記取：歐洲多數國家是發達國家，但城市化水平約70%的國家是多數，而且以保護生態的名義劃出一定不可工業化與城市化的區域，這種意識在霍華德“田園城市”和2012年舉辦的倫敦奧運會開幕式上，都有充分的表現和展示﹔即便是城市化率超過80%至90%的所謂“城市國家”新加坡，實際上也有農業和漁業。
今天的很多城市，舊城就像一個爛攤子，誰也懶得收拾，總想著在新的土地上崛起“高精尖”的復合體。於是，“新城區”成了一個最時髦的詞匯。只是，一個悖論顯而易見：舊城都整飭不好的地方部門，能在新城建設中力戒積弊、革故鼎新？不妨做一個最簡單的設想：今天的新城開發，與當年的老城建設何其相似。也許我們還有一百個山頭、一千條河流可以平整，再不濟，還有那些斑駁的祖墳——只是，當這些增量土地資源都被消耗殆盡的時候，歲月流逝、新城不新，那個時候，我們向誰“要地”、再來建設“新新城”呢？
舊城建好，即是新城。土地資源總是有限的，在灰霾蔽日的今天，城市的版圖更當審慎向森林海洋逼近。耕地紅線之外，也許我們還該為純淨的陽光、空氣和水，劃出生態意義上的更多紅線。這是對生命與自然的敬畏，也是有序發展、科學發展的題中之義——千萬別把新型城鎮化，誤解為“人為造城”的契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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