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13年1月1日起，我國取消和免征稅務發票工本費、戶口簿工本費、戶口遷移証和准遷証工本費、企業注冊登記費、個體工商戶注冊登記費、採礦登記費、進網許可標志工本費、房屋租賃管理費等30項涉及企業和居民的行政事業性收費，每年可減輕企業和居民負擔約105億元。
應當說，今年國家取消30項行政事業性收費項目，可謂貨真價實。比如，降低出入境檢驗檢疫收費標准，簡化出入境檢驗檢疫計費方式。據測算，收費標准降低后，每年可減輕進出口企業負擔約52億元，還有，大幅降低人事關系及檔案保管費標准，平均降幅近40%。
盡管近年來，國家層面不斷對行政性收費進行批量“砍殺”，但是，由於國家推行力度較小，進展緩慢，尤其地方職能部門的趨利性，行政事業性收費已儼然成為壓在企業與公眾頭上的一座大山。據國家發改委公布的數據顯示，僅僅2005年，全國行政事業性收費總額就高達 4000多億元，加上各種基金征收總額2000多億元，人頭均攤約為500元。這意味著，此次國家105億元的減費力度，佔全國行政性收費總額很小，清理的任務可謂任重而道遠。
從某種意義上講，一個國家的納稅人，在繳納各種稅款后，政府理應提供各種免費的公共服務。換句話說，行政事業單位開展日常工作，盡管要付出成本，但可以用國家和地方政府的財政撥款，即源於公民的稅收。諸如此次取消的工商注冊登記和年檢、稅務登記、車輛檢測和衛生防疫等收費項目，企業原本就不需要支付類似名目繁多的費用。否則，就是對公民和企業再次“征稅”。
就目前而言，我國還存在大量沒有法律依據的行政性收費項目，這與依法治國方略格格不入。早在1993年，財政部在《關於對行政性收費、罰沒收入實行預算管理的規定》中就明確規定：“在法律、法規之外，任何地方、部門和個人均無權擅自設置收費、罰沒項目。”2000年7月1日起施行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立法法》第八條規定，對非國有財產的征收隻能制定法律。這裡所提到的法律，《立法法》解釋為，是專指“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通過的規范性文件”，而不是我們平常所說的廣義的“法”。也就是說，除非全國人大通過並頒布實施的法律之外，任何地方和部門無權擅自制定行政事業性收費項目。
而財政部、發改委公布的《2006年全國性及中央部門和單位行政事業性收費項目目錄》顯示，在58類314種收費中，有法律依據的不過區區60種。無獨有偶，2006年11月16日的《人民日報》也披露了這樣一組數據：全國有7000多個“紅頭文件”被作為行政收費的依據，嚴格意義上的法律，不過30多件。
顯然，無論是全國性的行政事業性收費，還是地方版本的行政事業性收費，絕大部分不合法。既然不合法，就不能隻取消31項涉及企業負擔的行政事業性收費。所有領域內的行政事業性收費，隻要不具備法律依據，與現行法律相悖，都應無條件掃地出門。這種“片甲不留”，並不囿於減輕企業負擔的需要，更是基於依法治國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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