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风故事】巨大而丰富的精神宝库

　　【家风故事】巨大而丰富的精神宝库

　　吴本清

　　抗日战争初期，我才十五、六岁。因为家庭贫困，在成都祠堂街中国无线电修理门市部当学徒。开办这个门市部的万鼎元、兰光九和程觉远等人，是我的同乡、亲戚。他们都受过我公公吴玉章的影响，倾向革命或参加过实际革命斗争，是成都地区开展救亡活动的积极分子……

　　1938年春天，吴老从国外回来。6月11日，又由武汉来到成都。四川的抗日救亡团体和进步青年非常兴奋，纷纷组织起来去欢迎吴老。程觉远等也和《星芒报》的青年一起，举着横幅去飞机场迎接他。程觉远回来说：“你的公公吴玉章来成都了，你不去看望他吗？”他告诉我，吴老住在长顺街川军将领陈书农的公馆里，叫我先写封信，再去求见……第二天，我直接上陈书农公去看望叔祖，心情紧张，又高兴又害怕……谁知我一到之后，吴老就出来见我。他为了革命流亡苏联和法国已十几年了，很想知道家乡和家人的情况。他对我非常和蔼亲切，特别在我说了个人情况，表示想上前方抗日之后，他给了我很多勉励，使我心里非常温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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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这样，我在叔祖的带引下走上了革命道路……我随吴老到重庆后，他乘飞机赶到武汉去参加国民参政会，我就乘船赶到武汉。到了八路军办事处，钱之光处长就叫我换上军服，对我说：“你就在吴老身边当公务员，照顾吴老吧。”

　　那时，我还不大懂事，文化又低，要说照顾，倒是幺公对我照顾得更好。他特别关心我提高文化，亲自教我学习新文化，反反复复的教我练拼音，一有空就督促我读书练字，有时也拿稿子给我抄……

　　当时吴老是边区文化和教育方面的领导人，威望很高，任务很重，他又非常重视群众工作，凡有单位请他写文章或作报告，他总是有求必应。特别是新文字训练班，更是他一手筹办起来的。他把延安祝寿献给他的银盾等纪念品，到银行里换了三千多元边币，拿来为延安群众的扫盲工作作补助。他又还亲自为新文字干部学校上课，改作业，一天忙到晚。我见到叔祖身体不好，一天又这样的劳累，很为他的健康担心。他却说：“你入了党就应该懂得，我们共产党员的一生一世，一定要做到生得有意义，死得有价值，一定要把有生之年丝毫不留的献给党的事业，献给人民。”

　　1940年冬，吴老因为劳累过度，一病倒床，并一再出现过病重休克的险情。延安的同志都非常着急，好多青年志愿去献血。我那时在中央党校学习，当组织上征询我的意见，问我是否同意去照顾吴老时，我二话不说，就把行李搬到杨家岭，白天守在他的床榻旁，晚上就在病床边打地铺。

　　吴老真是一个心里都是装的革命工作的人。就是在病得昏昏沉沉的时候，他想的、说的都是革命事业，不是念抗战，就是说团结，再不就是说扫盲和新文字的事。使守护在他身旁的人都非常感动……吴老身体稍好一点的时候，延安青年轮番的慰问他。我见他老人家什么人都接待，怕影响他休息。有次四川的邹风平和甘崇同志来，就被我挡了驾。第二天，吴老知道了，批评我说：“我虽然病了，但有两件事是可以办、也每天必须办的。一是看报，一是接近群众。不看报不接近群众，岂不成了瞎子和聋子了吗？”事实也是这样，吴老要是那天没看报，他一定要在睡前补上，否则就睡不着；接近群众也总是不辞劳累，特别是延安那些脱盲的妇女和小姑娘，用拉丁化新文字给吴老写慰问信，他看了特别的高兴。

　　在照顾吴老病体的时间里，我清点他的东西，发现吴老没有几件好的衣服，一套西服是从法国穿回来的，一套中山装是出席国民参政会时组织上给添制的。还有件黑色的老羊皮大衣，是滕代远同志送他的，又重又有擅气，只能在外出披一披。其它就是些土布衣服了。有的都很破了还叫我补，我因为过冬没有鞋袜，只是用布片包着脚再穿草鞋，就向叔祖提出，把破衣撕了我用来打草鞋吧？可吴老把这些破衣看了看说：“还可以穿，还是补吧。”幺公对家乡来的后辈很关心。比如荣县的黄才焯来见吴老说，他学习没有钢笔，他当即就给了五元钱。我也就大胆向吴老要钱去买双棉鞋。吴老问我，其他同志都穿上棉鞋了吗？我说没有。他就严肃地对我说：“这是因为反动派封锁边区，组织上有困难，所以才不能给同志们发棉鞋和布袜。你可以向我要钱买鞋，其他同志又怎么办呢？在成都的时候我就提醒过，延安的生活苦，你不是说别人能过你也能过吗。”这么一说我就低下头来，承认自己错了。但幺公的话虽严厉，却又亲切的叫我解了包脚布，仔细察看冻伤，充满爱怜地说：“脚成这个样子，鞋还是要买的。但你必须记住，革命就是要有艰苦奋斗的精神，干革命必须具备三个心：一是决心，二是虚心，三是恒心。没有决心什么也办不好，没有虚心的态度什么也学不到，没有恒心什么事情也办不到。”但他这番谆谆教导，却深深地暖进了我的心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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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国解放之后。我离开吴老到铁路部门工作。我在叔祖身边前后工作了十年。吴老是我的革命引路人，对我的言教身教我是非常感激的。从家族说，我是他的后辈，对他也是非常尊敬的。我在陇东工作的时候，想到吴老生活太俭朴，很想买点鸡蛋给他补补身体，王维舟同志知道后就说：“好，你买了我找人送去。”在铁路部门工作时，我担心着吴老的病体，有时也买了点四川广柑和桔红（即桔饼）送去。谁知我上北京时，一进东四六条小院，警卫班的同志就说，“你要注意，可能吴老要批评你呀！”果然一去之后，幺公就先问我，“桔红是怎么捎带上京的呀？”我说是邮寄的，木箱上还贴着邮票哩，他才说，“跑铁道的人不能自己利用工作方便搞捎、买、带，所以，你的桔红我没有动，要是火车上托人捎的，就要退给你的。”1963年11月20日，我要叔祖写几句话给我作留念，吴老就在我的日记本上题词，没想到他写的是我们老家客厅上的一副对联，上联是“创业难，守业更难，须知物力维艰，事事莫存虚体面，”下联是“居家易，治家不易，欲自我身作则，行行当立好规模。”写后他对我解释说：“这虽是居家格言，但包含了我们民族的传统美德。在共产主义世界观的指导下，也就赋予了革命的内容。因为对家庭是这样，对国家也应这样。过去干革命，现在搞建设，都要保持艰苦奋斗的精神，才能夺取胜利。我们是共产党员，一定要以身作则，在各行各业都要起模范作用啊!”联想着吴老一辈子干革命的光辉典范，我越想越觉得意义深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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