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风故事】深切怀念伯父董必武

　　董良泽

　　我幼年就失去了父母，从小和伯父母生活在一起。他老人家的言行举止，给我留下了终生难忘的印象。现仅就他老人家对待我们晚辈的教育问题略忆一二。

　　伯父对广大人民群众怀有特别深厚的感情。他总是想尽一切办法，抓紧一切机会，通过一切渠道，深入群众，了解和关怀人民群众的疾苦。凡经努力能够解决的问题，他都尽量解决，以减少群众这样或那样的困难。一直到六十年代，他老人家还不顾年事高迈、体弱多病，出外视察，下乡蹲点，了解民情，征求民意。我每次回家，他都要问到甘肃人民的生活情况。一九七五年三月初旬，也就是他即将和我们永别的最后二十几天，我专程去看望他老人家，他心中仍装着生活比较困难的甘肃人民。他问我甘肃当年的收成情况，又问到秦川人民的生活怎么样。我说秦川在什么地方还不清楚，他告诉我就在永登县，靠近武威……他老人家还特意提醒我：“你是搞粮食工作的，要实事求是，不能坑害老百姓……

　　在学习方面，他老人家也给我们树立了榜样。

　　伯父学习马列和毛主席著作，比我们年轻人还要勤奋得多。在工作之余，总是手不释卷。他不仅自己孜孜不倦地学，而且还勉励子女亲属和所有晚辈们学。他坚持马列主义，推崇毛泽东思想，这在他的诗作中多处可见……

　　伯父学识渊博，国学造诣尤深。他酷爱书笈【籍】，藏书数屋。在五十年代，他往往利用节假日串书店、走书摊，发现自己喜爱的书，一定要买回珍藏。他在工作之余，总要挤一定时间读书。

　　他早年就掌握了英、法、日三种外语，但并不满足，六十五岁又开始学习俄语。经过不懈的努力，达到了能够阅读俄语报刊的水平。我真敬服他那顽强的意志和记忆力。

　　伯父这种忘我工作、勤奋学习的精神，几十年如一日。直到一九七五年三月，也就是在他老人家将要与我们永别前的一个月中，他那深夜阅读文件和书报杂志的习惯仍不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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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中学毕业后，响应党的号召，来到西北高原的甘肃工作，伯父坚决支持，并且对我在生活上和政治上仍旧无微不至地给以关怀，不断给予鼓励。他了解西北气候寒冷，给我缝制了皮大衣，还买了毛衣毛裤。一切都安排得熨熨贴贴，非常周到。在学习上，他老人家更是为我操心不少。

　　我到甘肃后，有不少熟悉的同志流露出为我惋惜的情绪。他们说：“你的条件那么好，为什么不上大学，又偏偏跑到这么个苦地方来工作呢？”我把这些话一一告诉了伯父。他说：“上大学不能只图空名，要学到真才实学才有用处。我有这么多的书，恐怕一般学校也没有这么多吧！只要自己爱学，处处都能学到东西……我看你虽然没有上大学，但懂得了许多革命道理，有鲜明的是非观念。你在实际工作中，学到了很多书本上学不到的东西。西北艰苦，可是越是艰苦的地方越锻炼人。俗话说‘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嘛！”无疑，他老人家讲的“人上人”是赋予了新的含义的。

　　前几年，我身体总是不好，血压高，心脏也有毛病，特别是由于高原性气候的反应，经常头痛。我想要求调回北京，以便得到家庭照顾。一九七二年即将解决的时候，伯父知道了，很不以为然。他规劝说：“我何尝不想让你和我们在一起呢？但是，我们首先得替国家想一想，你已是拖儿带女的人了，一家五口行动一次是不容易的，来到北京，住房问题，工作安排问题，子女就学问题，势必给别人增添很多麻烦，加大城市负担。在基层工作的人多着哩！”听了他老人家一席话，我愉快地打消了调回北京的念头。

　　我的大孩子姚晓鸣，一九七四年高中毕业，学校考虑我们夫妇身体都不怎么好，同意给予照顾，留在我们身边。伯父知道后立即来信说，“晓鸣的小舅舅在晋县务农，妈妈是支边青年，他自己为什么就不能插队务农呢？你们虽然身体不好，但还能坚持工作，不要因为你们误了孩子的前途。”在他老人家的启示下，我们很快打发孩子去榆中县插队务农了。

　　一九七二年夏天，我去北京看病。一天，他把我叫去，给了我一封信，要我看完后以他的名义给回封信。这是湖北红安老家一位远房哥哥来的信，他要求伯父设法搞一台拖拉机和一些钢材。我知道这是他老人家要对我的政策和文化水平进行实地考察了，于是再三考虑后才起稿，然后送他修改。前后改了好几处，其中给我印象最深的一段是：“我受党的委托，人民的信任，参与国家领导，是各项政策的制定者，也应是维护者，决不能利用职权给自己的亲属批供物资。你们社队若确实需要拖拉机和钢材，应该提出计划，按程序审批才当……”

　　他老人家不愧是立党为公的楷模。

　　伯父德高望重，深受党内外同志和朋友的尊敬和钦佩。可他身居高位，始终保持着艰苦朴素的优良作风，从来不摆老资格，不炫耀自己，总是虚怀若谷，谦虚无比，平易近人，亲切感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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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调到伯父身边工作的同志，总以为伯父是“大首长”，开始总是有些拘束，很不自在，甚至有的还胆怯。可是一经接触，就会感到他和蔼可亲，慈祥如母，毫无官气。他对工作人员生活上是无微不至地关怀，学习上是尽心帮助。给他们订学习计划，圈定报刊上的好文章，检查学习效果，都考虑得十分周到……

　　伯父对晚辈的严格要求和尽心关怀，包括对我的谆谆教诲，我是终生难忘的。

　　记得我和弟弟们同在一个小学读书时，两周回家一次，不管怎么忙，他老人家总是很高兴地问我们学习什么内容，老师讲的听懂了没有，还亲自给我们量身高、体重，既注意我们的学习，又关心我们的健康……

　　一个星期六，我回家向他老人家汇报学习情况。他发现我俄语学得不好，发音不准、方法不对。当天晚上他用旧台历裁成两公分宽十公分长的条子，为我赶写了三百个俄语单词卡片，怕我丢失，还特地用线绳串好。星期天下午我们返校前，照例要到伯父母跟前打招呼。伯妈操着浓重的四川口音对我说，“娃儿，要好好学习哟！”伯父接过话说：“良泽，送你件东西，你看好不好？”他边说边将串好的卡片递给我。我一时莫名其妙，不知如何作答。接过来一看，才知道是他老人家为我写的单词卡片。我捧在手中，眼望他那慈祥的面孔，心潮起伏，感慨万千。他老人家为国操劳，又如此为我的学习分心，我感到内疚。我暗下决心，一定不辜负伯父的期望，刻苦学习，创造良好的成绩。

　　寒暑假是学生最盼望的日子，因为可以稍稍休息。可是伯父并不让我们白白地消耗时光，常对我们说：“一寸光阴一寸金，寸金难买寸光阴。”所以除了学校布置的各种作业外，还要我们写日记、周记和作文，而且总要亲自加以修改。还要我们抄写报纸，练习毛笔字。我的字是我们姊妹中写得最差的，伯父曾很幽默地批评我：“你写的字我看了很不舒服，有睡着的，有坐着的，有躺着的，就是没有站着的。”并常教导说：“中国字是方形，要写得好就得掌握平、正、匀、熟的要领。”就是我参加工作后，每次回家，他都要对我说：“你写的信，我要反反复复地看几遍，才能看清，真够费劲。”

　　一九七二年六月二十七日，八十七岁高龄的伯父亲笔给我题字，鞭策我，给我打预防针：

　　“峣峣者易缺，皦皦者易污；《阳春》之曲，和者必寡。盛名之下，其实难副。”(《后汉书·黄琼传》)

　　又题：“入贵有自知之明。”

　　“经常想一想自己的弱点、缺点和错误。”题后注：“右录第一列系主席常引以教人的语录，二、三两列则为主席语，特录以示良泽侄！一九七二年六月二十七日八七老人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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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伯父不但为我们的成长费尽心血，而且还亲笔写信给我们的孩子，寄来各种他用过的字帖，指导他们的学习。一九六五年一月十八日，伯父给我的大孩子姚晓鸣来信写道：“接到你的来信，我很高兴。希望你好好学习，学习革命，学习雷锋叔叔。你如不知雷锋叔叔是什么人，可请你妈妈讲雷锋叔叔的故事给你听，学习成为建设社会主义的接班人。祝你进步，还有晓红，我同样祝她进步。”那时，晓鸣只有七岁，晓红才四岁。从这封短信中可以看到他老人家对下一代的成长是多么关怀，寄予何等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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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自 湖北省社会科学院组编：《忆董老 第2辑》，湖北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