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风故事】以身作则培育良好家风

　　父亲离开我们将近二十年了。在他的革命的一生中，我们全家团聚的日子是不多的。但他老人家的音容笑貌，至今如在眼前。

　　父亲对我们从生活到政治的关怀和谆谆教导，特别是要我们不搞特殊化的教导，由于他本人的艰苦卓绝的斗争生涯和朴素踏实的作风，而更深地铭刻在我们心中。

　　对于自己的子女，父亲早在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就注意严格教育。作为共产党人，他更从新的高度对待这个问题。延安期间，有我的兄弟、堂兄弟，堂姐及其他亲属多人在各单位学习或工作。父亲首先注意的就是培养他们艰苦朴素的生活作风，杜绝特殊化的苗头，要求他们建立“革命观点、劳动观点、群众观点”。在当时延安的艰苦条件下，领导干部在待遇上和其他人的差别是有限的，主要就是表现在伙食上。父亲只要发现从家乡来的子侄亲属在这个问题上搞了特殊化，就会立即关照秘书、警卫员，不让他们违反制度吃小灶。不仅年龄较长的子侄辈过着和一般青年学生同样的生活，就连他身边最小的孩子林用三也是如此。

　　用三刚六岁，父亲就让他自己拿着碗到大灶和一般干部、战士一道吃饭，上学后让他住校和同学们一起过集体生活，看戏不许抢前排，在大街上不许随便吃群众的东西（群众认出林主席的孩子时，就会给他东西吃）……父亲是爱他的，但不是溺爱，深厚的父爱洋溢在殷切期望和严格要求之中。

　　一九四六年深秋，我从国外回到延安，和父亲已经八年多没有见面了。在边区政府的窑洞里，我度过了难忘的一些日子。父亲抓紧时间给我补课，一再以毛主席关于为人民服务以及在思想上入党的教导勉励我……但不久后，组织上决定我去东北工作。父亲说：“多年不在一起，本来是想让你在身边的。但是，要服从组织的决定。”他一再叮咛：去东北后，千万不可忘记，一定要下农村，参加土改，一定要争取在基层锻炼的机会。他说：“只有经过这种群众斗争的锻炼，才能逐步了解我们的国家、我们的党，才能真正为党工作。”

　　当时，边区政府后勤部门的同志准备给我做一套棉衣。父亲却说：“不必做了，她到了自己的工作地点后，公家会发的。”父亲总是坚持按制度办事。

　　临别之际，我问父亲何时向河东转移。可是他说：“我是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边区遭到进犯，我必须留在这里，和边区人民在一起……”

　　当时听说他要留下坚持斗争，我不由得愣了……他仿佛看出我在想心事，便说：“还要提醒你一件事，去东北后，你切不可要求组织上让你和我通电报。”后来我才体会他的用心。当时面临着规模空前的战争，多少家庭、亲人处在不同的战场上，音讯阻塞，彼此悬念，电报是为解放战争服务的工具，为私事通电报将是不可容许的特殊化表现。父亲就是这样一点一滴地给我们灌输反特殊化的思想。

　　全国解放后，我们兄弟姊妹虽然大都在北京，但都忙于工作，只能在节假日有空时聚会。尽管我们年纪不小了，但父亲从不放过教育我们的时机。他往往一连三四个小时给我们讲马列主义的大道理，同时，也针对我们每人的特点提醒我们应注意的问题。对我，他最操心的就是：在全国胜利的气氛中，我可能会漠视艰苦朴素的作风，会在生活上搞特殊化。因此每逢我去看他时，只要他觉得我的穿着不够普通，就要批评。有时问我：“你凭什么能穿这样的衣服，这衣服是哪里来的？”有时干脆说：“谁叫你穿这衣服的？赶快换了。”

　　还有一件使他操心的事，就是他看到，尽管他自己严格要求我们，但其他同志可能会特殊照顾我们，久而久之，会养成我们的特权思想和作风。因此，我在中央编译局工作期间，他曾特地邀请我工作单位的负责人去他那里，不管我是否受得了，当着我的面嘱托他们：“请你们管教她，要严格要求她。”也为了这同样的原因，他不厌其烦地经常问我和谁来往，有哪些朋友，等等。他担心在不正常的吹吹捧捧的气氛中，我们会忘乎所以，会不求上进，丧失革命进取心。

　　他的要求和批评之所以能使干部和子侄心服口服，最主要的就是因为在坚持艰苦奋斗的作风和反对特殊化方面，他自己首先以身作则。无论在革命战争年代或和平时期，无论在延安的窑洞里或建国后的北京，他始终保持着艰苦朴素的作风和旺盛的革命意志。在延安时，经常是一身打着补丁的布衣，冬天腰间扎一根草绳。到了北京，也仍然经常是一身布衣。至于饮食，他也决不容许讲究，为此他后来亲自管账。他住在中南海怀仁堂后面，房子年久失修。管理局多次建议修理，他老人家就是不同意，说：“我们的住房比农民的不知好多少倍。”拖了将近十年，墙坯掉了，窗户透风，房梁因未加固可能发生危险，他才勉强同意修理。接着又嫌修理费过高，不让修，直至答应降低修理费后，才让修……他就是这样，认为一丝一缕，都是人民的劳动成果，谁也没有权力浪费。他以此律己，也以此教育子女和身边工作人员。

　　我们理解他。在他逝世后，一切遗物，我们都全部缴公。甚至没有留下一点可资纪念的手泽。虽然他没有留下遗言，但这样处理符合他一贯的教诲。（节选自林利著《回忆我的父亲林伯渠同志》，摘自《怀念林伯渠同志》，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