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锦诗：“敦煌女儿”的家国情怀

“感动、自豪、骄傲；激励、鼓舞、振奋！向樊锦诗院长致敬！”“莫高人的荣耀，也是文博界的荣耀。”……

9月29日，因为一个人、一件事，朋友圈被刷屏了。

这个人，大家很熟悉，她就是“敦煌的女儿”樊锦诗；这件事，也很不一般，当天上午10时，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颁授仪式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获得者颁授勋章奖章。

樊锦诗，是全国唯一一位“文物保护杰出贡献者”。

缘分

1938年出生的樊锦诗，今年已是81岁高龄了，可因为敦煌，她从未有停歇的意思。

1962年，24岁的她，从北京大学毕业第一次来莫高窟实习的时候，未曾想到，自己会在敦煌一待就是一生；更不曾想到，自己会头顶改革先锋、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先进工作者、全国三八红旗手标兵、新中国成立以来感动中国人物等诸多光环。

但人们最熟知的，应该是“敦煌的女儿”这个称号吧。

女儿，不止是一个称呼那么简单，那是无数个日日夜夜、不带一丝敷衍的操劳凝结而成的。

其实，又哪里能敷衍呢？

“看一个窟就说好啊，再看一个还是好啊。说不出来到底有多大的价值，但就是震撼，激动。”24岁的樊锦诗第一眼见到敦煌，那黄昏古朴庄严的莫高窟、远方铁马风铃的铮鸣，都让她似乎听到了敦煌与历史千年的耳语，窥见了跨越千年的美艳。她和几个一起实习的同学走进石窟，所有的语言似乎都显得平淡无奇，简直失色了，满心满脑只剩下几个词重复使用：“哎呀，太好了，太美了！”

虽说对大西北艰苦的环境有一定的心理准备，但水土不服的无奈、上蹿下跳的老鼠，让樊锦诗仍心有余悸。到处都是土，连水都是苦的，实习期没满，樊锦诗就生病提前返校了，也没想着再回来。

或许是命中注定的缘分。没想到，一年后樊锦诗又被分配到敦煌文物研究所。

“说没有犹豫惶惑，那是假话，和北京相比，那里简直就不是同一个世界。”樊锦诗记得太清楚了：到处是苍凉的黄沙、无垠的戈壁滩和稀稀疏疏的骆驼草。洞窟外面很破烂，里面很黑，没有门，没有楼梯，就用树干插上树枝的“蜈蚣梯”爬上去，看完洞窟再爬下来。家里人希望樊锦诗换个地方工作。

但，那个时代报效祖国、服从分配、到最艰苦的地方去的主流价值观影响着樊锦诗，她依然选择了敦煌。

在武汉大学工作的恋人彭金章来敦煌看樊锦诗，发现她变了。“变土了，哪像上海姑娘？”

樊锦诗与彭金章约定，“三年即返”。可三年期满后，樊锦诗“耍赖”，她舍不得敦煌，舍不得735个洞窟里低眉含笑的菩萨，舍不得衣袂飘飘的飞天……她还心疼，心疼那些饱受“病害”折磨的壁画，心疼那曾绚丽无比却因岁月流年失了颜色的壁画……

“可能是命中注定吧。待得越久，越觉得莫高窟了不起，是非凡的宝藏。”此后的50余年，樊锦诗像扎了根，彻彻底底成了敦煌人，在莫高窟进进出出，与洞窟里的菩萨“耳鬓厮磨”，与洞窟里的壁画“相看两不厌”……心里、眼里，满是敦煌，再也分不开。

守护

一个齐耳短发的女孩，背着书包，手拿草帽，意气风发地迈步向前——在敦煌研究院一处不显眼的地方，有座名为《青春》的雕塑，这正是以初到敦煌的樊锦诗为原型雕塑的。

那时，樊锦诗对敦煌还没有太深刻的理解，更多的，是被历经千年色彩艳丽的壁画打动。还有一听就让人肃然起敬的名字：常书鸿、段文杰等，“敦煌就是神话的延续，他们就是神话中的人物啊！”

一开始，在这庞大深邃的敦煌面前，樊锦诗是羞怯的，恍若相见初恋一般的惶惑不安，相处后，不觉慢慢地、小心翼翼地把敦煌当作了“意中人”。

“能守护敦煌，我太知足了。”樊锦诗说，当灿烂的阳光照耀在色彩绚丽的壁画和彩塑上，金碧辉煌，闪烁夺目。整个莫高窟就像一座巨大无比、藏满珠宝玉翠的宝库。

如此动人可爱的“意中人”，让樊锦诗愈发难以割舍，成了她生命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爱人彭金章也受樊锦诗的影响，来到敦煌，彼此相守，也共同守护着敦煌。

樊锦诗潜心于石窟考古研究工作。她运用考古类型学的方法，完成了敦煌莫高窟北朝、隋及唐代前期的分期断代，成为学术界公认的敦煌石窟分期排年成果。由她具体主持编写的26卷大型丛书《敦煌石窟全集》成为百年敦煌石窟研究的集中展示。

1998年，当初的“小樊”接过接力棒，担任敦煌研究院第三任院长。

当时，随着西部大开发，旅游大发展，来莫高窟的人越来越多，樊锦诗喜忧参半，“我把洞窟当‘意中人’，游客数量的剧增有可能让洞窟的容颜不可逆地逝去，壁画渐渐模糊，颜色也慢慢褪去”。

是啊，谁愿“意中人”“心上人”老去呢？

樊锦诗还清晰地记得，有一天太阳升起，阳光普照，风沙围绕中的莫高窟依旧安静从容。仰望之间，樊锦诗突然莫名心疼：静静沉睡一千年，她的美丽、她含着泪的微笑，在漫长的岁月里无人可识；如今，太多钦慕者的到访又让她更易脆弱衰老。千百年来，那些未曾留下名字的塑匠、石匠、泥匠、画匠和供养者用坚韧的毅力和沉静的心愿，代代接力造就了莫高窟。我们看到的，也不只是惊艳的壁画和彩塑，那更是一种文化的力量！

就算有一天她衰老了，这种力量也不应该消失。

樊锦诗心想：“我一定要让她活下来。”

回归

如何让这些千年艺术瑰宝“活”得更久，尤其是在自然环境破坏、洞窟本体老化与游客蜂拥而至的三重威胁下。

当樊锦诗知道通过数字化技术可永久保留的时候，对电脑并不在行的她，慢慢有了一个大胆的构想——为每一个洞窟、每一幅壁画、每一尊彩塑建立数字档案，利用数字技术让莫高窟“容颜永驻”。

心动，而后行动。樊锦诗立即向甘肃省、国家文物局、科技部提出要进行数字化工程。她知道，新中国成立后，国家特别重视莫高窟的保护。上世纪60年代国家经济刚刚恢复，周恩来总理就特批了一百多万元用于敦煌莫高窟的保护。

后来，国家果然给了充足的经费，让敦煌研究院进行数字化实验。

实施过程并非轻而易举，更非一帆风顺。首先，信息采集量极大，仅实现一个300平方米壁画的洞窟数字化，就得拍摄4万余幅照片，还需要繁复拼接。而莫高窟的壁画总面积多达4.5万平方米。

这还是其次，另一方面，樊锦诗和敦煌研究院还要面对各种质疑与责难，有人说她“死守洞窟，反对旅游，有钱不会赚”。

“我不反对旅游，但前提是要保护好。”樊锦诗说，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我们得感谢、敬畏老祖宗给我们留下了这么多优秀的文化遗产。敦煌研究院也一直强调，要坚持做“负责任”的文化旅游，就是“一边向文化遗产负责，一边向游客负责”。敦煌研究院也一直在想尽办法，让游客在莫高窟看好、看舒服，但绝对不会放弃保护。

2014年8月，历时4年建成的莫高窟数字展示中心开门迎客，“总量控制、在线预约、网络支付、前端观影、后端看窟”的旅游开放新模式开始实施。

此举，不仅彻底改变了莫高窟自1979年开放以来实行了35年的参观流程、参观模式以及参观体验，将莫高窟游客最大日承载量由之前的3000人次提升至6000人次，还首次将现代球幕技术与洞窟壁画保护完美结合，开启了洞窟文化保护利用的全新模式，也成为目前为止解决莫高窟保护与利用矛盾的最佳选择。

2016年4月，“数字敦煌”上线，首次通过互联网向全球发布敦煌石窟30个经典洞窟的高清数字化图像及全景漫游，让千年莫高窟脚踩数字与科技的“风火轮”，从地处西北的“神坛庙堂”瞬间走向海内外大千世界。

从公元366年莫高窟开凿到瞬息万变的新时代，千年等一回的“数字敦煌”工程，让“容颜永驻”不是梦。

2015年3月，樊锦诗从敦煌研究院院长一职卸任。可她并没有返回故里上海，而是留在了敦煌：讲座、研究、学术会议……日程排得满满当当。

她说，“要做点自己该做的事了”。这点“该做的事”，不用问，还是离不开敦煌。

樊锦诗很喜欢中唐第158窟的卧佛，每当心里有苦闷与烦恼，都忍不住走进这个洞窟，那里总能让她瞬间忘却许多烦恼。

可樊锦诗永远也忘不了身在其中的敦煌，脑海里时常想起季羡林的诗：

“我真想长期留在这里，

永远留在这里。

真好像在茫茫的人世间奔波了六十多年，才最后找到了一个归宿。”

樊锦诗说，我愿与我的前辈、同仁们一样，与这一眼千年的美“厮守”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