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心不改 英雄无言——95岁老战士张富清的纯粹人生

□ 中国妇女报·中国女网记者 姚鹏

□ 吕行

2018年12月3日，湖北省恩施州来凤县城。

来凤县委政法委干部张健全怀揣着一个包裹， 匆匆忙忙来到县退役军人事务局。当时，县里正在按照上级统一安排，开展退役军人信息采集工作。

那是一个很旧的红布包裹，是张健全的父亲张富清一生珍藏的宝贝。

对那天的情景，来凤县退役军人信息采集工作专班信息采集员聂海波记忆犹新，当时是下午5点20分，张健全郑重地一一取出包裹里的证书和奖章，它们记录着张富清老人在解放战争时立下的战功：这位95岁的原西北野战军359旅718团2营6连战士，在解放战争的硝烟中先后荣立一等功三次、二等功一次，被西北野战军记“特等功”，两次获得“战斗英雄”荣誉称号。那份授予张富清特等功荣誉的报功书，由西北野战军彭德怀司令员亲自签发。一枚西北军政委员会颁发的奖章，镌刻着“人民功臣”四个大字……

张富清老人在来凤县工作生活了63年，但直到这时，人们才第一次知道：这位看起来平凡朴素的老人，曾在沙场九死一生，立下不朽功勋。消息很快便轰动了这个湖北最西南端的小城。

赫赫战功，被他尘封了63年

1948年3月，24岁的陕西省汉中市洋县青年张富清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由于作战勇猛，当年8月，张富清即由连队集体推荐火线入党，成为预备党员。

“那时候，不分白天黑夜，几乎天天在打仗行军。”张富清回忆道：1948年6月至9月，老人参加壶梯山战役，攻下敌人碉堡一座、打死敌人两名、缴获机枪一挺；在东马村消灭外围守敌，占领敌人一座碉堡，为后续部队打开缺口……

发生在陕西蒲城的永丰之战，是配合淮海战役的一次重要战役，战况异常惨烈，“一夜之间换了八个连长”。对那场艰苦卓绝的战斗，95岁的张富清仍历历在目。

张富清所在的连是永丰战役突击连。张富清又是突击连的突击班成员。27日夜，他和两名战友扒着墙砖缝隙攀上城墙，他第一个跳下城墙，与围上来的敌人激战。

打死七八个敌人后，他逼近碉堡，用刺刀在城墙底下刨了个洞，把八颗手榴弹和一个炸药包码在一起，炸毁了碉堡，交火的时候，张富清感觉到自己的头被猛砸了一下，手一摸，发现满脸都是血。原来，子弹擦着头顶飞过，把一块头皮掀了起来……

入伍后，每一次战斗，张富清都积极报名参加突击队，率先冲入敌阵，消灭敌军火力点。老人这样解释自己的信念：“为什么？因为我是共产党员，在党需要的时候，越是艰险，越要向前！为了党和人民，就是牺牲了，也是无比光荣！”

随着解放全中国的步伐，张富清和部队从陕西一直打到新疆喀什。1950年，他被授予 “人民功臣”奖章。1955年，在武汉完成两年文化学习后，已是连职军官的张富清面临退役转业的人生转折。

当时，离家征战已经7年的张富清，本可以选择回原籍工作。但组织上号召速成班学员支援地方建设，听说湖北西部恩施条件艰苦，急缺干部，他二话不说，选择了恩施最偏远、最困难的来凤县。

“部队号召我们，到最艰苦的地方去，到最需要的地方去建设祖国。困难的地方，我不去哪个去，党员不去哪个去？死我都不怕，我还怕苦？”

就这样，一个寒冷的冬日，张富清脱下戎装，从武汉动身，向西，再向西，走进了鄂西的莽莽大山里，这一去就是63年。此后，张富清很少再离开来凤，连母亲去世，他也没能见上最后一面。

从到来凤的那一天起，张富清就把所有的战功勋章锁进了旧皮箱，连同那段戎马倥偬的岁月一起尘封了起来。他先后在县粮食局、三胡区、卯洞公社、外贸局、县建行工作，工作中他挑最苦最难的干，从不争名争利，始终默默地做着一颗“螺丝钉”。直到1985年在县建行副行长岗位上离休，他从没向组织提过任何要求，从没提过自己的军功，连他的孩子对那段历史都知之甚少。

“张老为人正派，工作中总是挑最困难的任务，从未听他讲过去打仗的经历。”68岁的田洪立曾与张富清在卯洞公社共事4年多，他回忆，当年公社班子成员分配工作片区，张老抢先选了最偏远的高洞片区，那里不通路、不通电，是全公社最困难的地方。在那里，张富清和大家一起手挖肩抬，一起放炮眼、开山修路。两年多的时间，他既当指挥员，又当战斗员，让海拔1000多米的高洞终于通上了公路。

20世纪80年代初，张富清成为来凤建行的创始人之一。刚到建行时，只有5人，而且没有独立的办公场所，只得借用其他单位的土瓦房，5人挤在一间办公室里。等到他1985年离休的时候，建行已经有10人。其间，他还想办法解决了当时职工办公室和宿舍问题。那时来凤建行主要的业务——拨款改贷款业务，也主要是在张富清的努力下发展起来的。

“张老当时经办的业务，没有一笔出现问题。”建行来凤支行行长李甘霖说，当年一家国营小煤矿是建行的贷款客户之一，张老为了年底催款，有时自己一个人卷着被子就到矿里，与工人同吃住。

“如果我照顾亲属，群众对党怎么想？”

20世纪80年代初，张富清一家搬到建行宿舍居住。30多年过去，张富清和老伴，依然带着残疾的大女儿住在这套老旧的两居室里，家里的装修、家具还是当年的老样子，只不过每个角落都打扫得一尘不染。客厅里的柜式空调是儿女们送给老人的，但两位老人舍不得用，勤俭节约的习惯已经深入二老的骨髓。

尽管生活俭朴，但这个家庭几十年来始终幸福温馨。面色红润，声音洪亮的张富清看上去并不像一位90多岁的老人。这些年，他仍然坚持自己下楼买菜，有时还下厨给老伴炒几个菜。透过窗户，常常能听到他爽朗的笑声。

妻子孙玉兰和张富清是同乡。张富清入伍多年杳无音信，村里人都以为他已经不在人世了。1954年，张富清回了趟家乡，大家才知道，他还活着。当时的共青团员、妇女主任孙玉兰，和长自己11岁的张富清一见钟情，不久后就追随张富清到了来凤。

“那时不像现在，没有飞机、没有火车、没有高速公路，只有盘山路，从武汉到恩施要走五天，从恩施到来凤要走两天。”孙玉兰回忆说。孙玉兰这一来，就是一辈子。

张富清虽然从不对外宣扬自己的战功，却一直按最严格的标准要求自己和家人。60多年来，他的家庭始终堪称克勤克俭的模范。

20世纪60年代，张富清任三胡区副区长，孙玉兰在三胡供销社上班。当时，国家开展精简退职工作，张富清竟首先动员妻子离职，减轻国家负担。

“我问他你把我搞下来，我犯了什么错误，我从来没差过款，我也没有偷过东西，你为什么把我弄下来？他说你下去我好搞事。”孙玉兰回忆。

张富清的理由则很简单：“我只有把自己人先动员下来才能够进行工作，才能够落实这个政策，否则我怎么去教育群众？ ”

于是，孙玉兰只得从供销社辞职回家，家里六口人的吃穿用度全靠张富清的几十元工资。

除去柴米油盐等生活必需品和几个小孩的学费之后，每月的收入所剩无几，连为几个孩子置办新衣裳也只能轮换着来。为了补贴家用，孙玉兰又学了裁缝，加入了公社的手工联社。

“张富清的孩子穿得比其他学生都差，大孩子穿父母的衣服，弟弟妹妹穿哥哥姐姐的衣服。我在他家吃饭，发现他们吃得也很差，很少见到肉。”来凤县原教委主任向致春担任过张富清小儿子和小女儿的小学班主任，因为时常家访，与张富清十分熟识。“但两个小孩都很优秀，还在学校勤工俭学，有时他们的母亲也来帮忙。”

当时不少干部会向集体借钱，对困难干部，组织上也会给几十元补贴，但直到离开卯洞，张富清从没向集体借过一分钱，也从没享受过组织对困难干部的补贴。

“当兵的人，思想纯洁，所以嫁给他。”尽管曾经被迫“下岗”，说起老伴，80多岁的孙玉兰依然满脸幸福，她不光清楚丈夫身上有多少伤 ，更清楚丈夫的内心世界。

张富清夫妻俩一共生养了四个孩子。大女儿患病，至今未婚，常年在家靠母亲看护；小女儿是卫生院普通职员；两个儿子凭自己的本事上学、工作，从基层教师干起，一步步成长为县里的干部。

来凤县委巡察办主任邱克权介绍，大约是在1975年，来凤县有几个到恩施工作的指标，张老的大儿子条件也挺合适。但身为公社革委会副主任的张富清不仅没有让自己的儿子去，反而还让儿子去卯洞公社的万亩林场当了知青。

“对于儿女，我有言在先。好好学习，至于毕业后到底做什么事，就看自己的本事。国家公职考不起，录用不起，就自己找生活。我没有本事为儿女找出路，我也不会给他们找工作。” 张富清说， “我是共产党员，是党的干部，如果我照顾亲属，群众对党怎么想？”

“人离休了，政治上思想上绝不能离休”

1985年离休后，张富清一直保持着读书看报的习惯。他每天坚持读报，并坚持做读书笔记，还将报纸上的重大时事消息和时评做成剪报。如今，老人每天仍坚持读报和看电视新闻。卧室的写字台上，一本2016年版的《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被他翻阅得封皮泛白。在书的第110页的一段文字旁，张富清写下：“要不断改造主观世界，加强党性修养，加强品格陶冶，老老实实做人，踏踏实实干事，清清白白为官，始终做到对党忠诚、个人干净、勇于担当。”

他说：“人离休了，政治上思想上绝不能离休。”

7年前，88岁的张富清因病被截去左腿，那是孙玉兰见过丈夫最低落的时候。手术后，家人都以为张富清会一直坐在轮椅上，但卧室里的轮椅，张富清却很少使用。他装上义肢，想要依靠自己，重新站起来。

张富清说：“我当时想的是，我要发扬保持突击队员的精神，我要站起来。我不想给家里人增加负担，我不能为党再做什么贡献了，我希望下一代能好好工作，为党为人民多做点好事。”

于是，这位坚强的老兵用双手撑着辅助行走支架，开始在家里一遍一遍地练习走路。练习初期，因为走不稳经常摔倒，受伤流血的意外时有发生。家里的墙壁上，至今还留有他为了重新站起来流过的血迹。

“有时候他到厕所去就摔倒了，他一般摔倒不讲，不跟你讲，所以你不敢离开他身边。”那段日子，孙玉兰没少担惊受怕。

经过近一年的锻炼，张富清终于可以自由走动，能拄着支架打扫卫生、择菜，帮助老伴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家务活儿。

“人要自立，不能给组织添麻烦。”张富清说。

截肢至今，张富清的假肢硅胶套已经用了7年，而且因腿部肌肉萎缩早就不合用了，但他一直缝缝补补，舍不得换新的。

2018年11月，得知张富清要去武汉做白内障手术，需要植入人工晶体，李甘霖特地嘱咐老人：“您是离休老干部，医药费全部报销，可以选好一点儿的晶体，保证效果。”

结果，到了报账的时候，李甘霖发现张老只选了价值3000多元的最便宜的晶体。原来在医院里，老人自己打听到同病房的病友用的是3000多元的晶体，立刻“自作主张”，也选择了最便宜的。

“我90多岁了，不能再为国家作贡献了，为国家节约一点儿是一点儿。”张富清说。

因年事已高，加上早年负伤的影响，张富清有时会从医院拿一些降血压的药物。刚好早已退休的大儿子也患有高血压，所服用的一些药物与张老的差不多。每次吃完药后，张老就会立即把药锁起来。因为在他看来，他的药是组织全额报销的，要确保每一粒药都“专药专用”。

张富清一生淡泊名利，最令他欣慰和自豪的财富是一家四代有六个党员：“后辈们都兢兢业业地为国家工作着、为社会奉献着。这让我感到事业后继有人，也是我这一生最大的财富。”

实际上，让子女拿着立功证书去登记也是老人考虑再三的结果，出发点同样是对党忠诚——“党和国家开展退役军人信息采集工作，是一件大好事。如果我不如实向党报告，那就是对党不老实……”

“每年清明前后，我都会想起那些和我并肩战斗过的战友，他们在关键时刻，挺身而出，为新中国成立献出了宝贵生命……”提起70多年前牺牲的战友们，张富清声音哽咽：“我的战功和他们的贡献相比，差得很远，我现在人还在，生活等各方面都比他们享受得多，每当我想起这些事，我有什么资格拿出立功证件去显摆自己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