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建“三治融合”的基层社会治理体系

构建自治、法治、德治“三治融合”的基层社会治理体系，是浙江创新发展“枫桥经验”的最新成果，也是新时代“枫桥经验”的精神所在。

11月12日，中央政法委、中共浙江省委在“枫桥经验”发源地绍兴市联合召开的纪念大会上强调，要坚持把自治、法治、德治作为根本方式，努力构建基层社会善治体系，不断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自治，把基层治理的权力交给人民群众

浙江省象山县，百里海岸，千年渔乡。一年一度的开渔节，是象山让世界瞩目的一张“金名片”，而象山还有一张“金名片”，那就是基层治理的创新之举——“村民说事”。

“村民说事”是一项源自象山县村民自治的土办法。它从民间“有事要商量、有事好商量、有事多商量”的朴素智慧出发，村里的麻烦事、困难事，只要到村委会的“村民说事”上敞开心扉地说一说，基本上都能得到解决。

象山的“村民说事”由“说、商、办、评”四个环节组成，其中“说”就是敞开天窗说亮话，“办”就是“马上办”，既办村里的大事，也帮村民解决生活中的小事。通过“村民说事”，说出了乡村和谐，说出了民主，说出了发展，也说出了清廉。

“以前没有‘村民说事’的时候，村民都到公共场合乱说。现在我们讲问题公开化、透明化，有问题摆到桌面上说。”象山县土下村党支部书记沈飞龙说。

以前土下村是个落后村，村子环境“脏乱差”。村里一年开不了几次会议，经常一开会就开成了村民对村干部的批评会。如今，一套完整的“村民说事”制度在村里有序运行。不仅一些“压箱底”的矛盾被化解了，而且根据村民提议，村里建起了体育场、文化书屋、公园，村容村貌大为改观。

浙江诸暨市枫桥镇枫源村委会主任骆根土已当了32年的村干部，他最自豪的是，1766人的村庄今年调解的纠纷只有1起。

“三治融合”，首先要发挥自治的基础作用，把基层治理的权力真正交给人民群众。

“原先，村里许多矛盾都是信息不透明引起的。”骆根土说，近年来，枫源村把村务决策权交给群众，决议公开，结果公开，赢得了村民的信赖和支持。即便有矛盾，也是刚露苗头就得到化解，没有发生过一起上访。

法治，让群众切实感受公平正义

2004年6月18日，武义县后陈村全体村民选举产生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基层村务监督委员会，从此走上了以村务监督促进村庄发展的创新之路。

十几年前，随着工业园区的开发及城乡一体化建设，村里1200多亩土地被征用，土地征用款有1900多万元。当时村干部提出，用部分补偿款建设标准厂房，发展集体经济，但遭到不少村民反对，他们担心钱进了村干部的腰包，不如直接分给村民。

村民的担心不是没缘由的，当时村里的财务管理不透明，重大决策不民主，后陈村的干群关系一度非常紧张，上访不断，是一个名副其实的“问题村”。

2004年，后陈村第一届村务监督委员会正式挂牌，同时出台了《村务管理制度》、《村务监督制度》，这“一个机构、两项制度”构成了“后陈经验”的核心并延续至今。2005年，时任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同志对后陈村设立“村务监督委员会”作出批示：“要关注和推动这个制度”。

2010年，全国人大常委会修正了村民委员会组织法，明确规定“村应当建立村务监督委员会或者其他形式的村务监督机构”。至此，后陈村的这一项“治村之计”上升为“治国之策”。而此时，浙江省已实现所有行政村全部建立了村务监督委员会。

每个月25日，后陈村村务监督委员会主任陈玉球和其他两位监委委员一起审核当月村里的财务票据，审核通过，盖上村务监督委员会的公章，才能入账。“如果发票不清楚是不能入账的。”陈玉球说，村里的钱每一分都要用得清楚明白。

截至2018年11月，后陈村村务监督委员会已监督了5届村组织，涉及村建设投资数千万元，创造了村干部“零违纪”、村民“零上访”、工程项目“零投诉”、不合规支出“零入账”的“四零”纪录。

德治，乡村治理事半功倍

农家大院前，一个由司法所工作人员、老党员、老干部和乡贤组成的道德评判团正在坐“堂”评案，“旁听席”坐满了前来围观的村民。这是“枫桥经验”大会上宣传片中桐乡市高桥镇三村村民徐茂松被评审的一个镜头。

评判团由一种新型农村社会组织———乡贤参事会成员组成。它通过激活乡贤资源，发挥乡村精英在社会治理、公共服务中的作用，在新农村建设方面有着独特的优势。

徐茂松曾经有2个菜窖，2017年，因为挖菜窖造成村里河流污染，他成了道德评判团的评判对象。

“污水发黑发臭，水沟里的水污染掉了，我心里也明白的，就是为了多赚一点钱。”回忆时，徐茂松一脸的愧疚。道德评判团比照新的环境保护法，结合村规民约，经过评判之后，批评得他心服口服。

如今，徐茂松主动填了菜窖，走上了种桑养蚕的致富之路。

11月9日凌晨，诸暨市朱公湖农贸市场天还没亮，上下文村的几个村民前来市场采买，为村里的一场婚宴酒席做准备，几位村乡风文明理事会成员一直跟着做记录监督。

近年来，上下文村富裕起来的村民在红白喜事的操办上日渐攀比，每桌酒席动辄上万元。怎样才能够匡正风气，消除这种不文明现象？村民们共同商议，制定了村民自己的“八项规定”，其中规定红白喜事每桌酒席不能超过600元，收送礼金不能超过500元，酒席最高标准600元，不上鲍鱼、海参等名贵菜品……为了监督落实，村党支部还组织村民选举产生了监督机构———“乡风文明理事会”。

“老百姓的口袋富了，怎么让他脑袋富，我认为这是我们基层干部要做的事情。”上下文村党支部书记、乡风文明理事会会长杨七明说，将“村民说事”与村规民约、道德规范、精神文明等德治建设相融合，增强了村民说事的道德底蕴，为自治和法治赢得了情感支持，使乡村治理事半功倍。

以自治增活力，以法治强保障，以德治扬正气。15年来，生活在浙江这片沃土上的人民也深深感受到了三治融合带来的变化：老百姓的话语权更多了；邻里间的纠纷变少了；居住的环境更美了……（记者 王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