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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田会议与从严治党

陈发来

2018年07月26日10:21    来源:刊授党校

古田会议在从严治党方面创造了一套好的方式方法,从而把苏区党组织建设成为苏区人民衷心拥护、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政党。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坚定不移全面从严治党,不断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从严治党是党的政治优势和优良传统,党的全部历史就是一部从严治党的历史。古田会议在从严治党方面创造了许多行之有效的好的方式方法,积累了许多成功经验,成为我们党宝贵的精神财富,对于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仍具有重大指导意义。

思想建党是从严治党的基石

理想和信念是行动的指引、前进的动力。如果理想和信念缺失,党员干部的思想、组织、作风等就会不纯,就无法真正执行党的正确路线。因此,要从严治党,首要的就是坚定党员干部的理想信念。古田会议着重强调从思想上建设党,加强党员的思想教育,特别是注意加强无产阶级思想的教育,从而坚定了苏区党员干部的理想信念。

土地革命初期,由于斗争的残酷性,红军和地方上的同志特别是党员减员很严重。因此,党和军队要发展壮大,就势必要吸收包括农民等不同出身的人。在这样的情况下,许多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分子被吸收到革命队伍中来。这些不同成分出身的革命者不少人成为了党员。不但如此,党员中农民出身的党员还逐渐地占了绝大多数。这些不同成分出身的革命者和党员文化素质和思想政治素质均不高,其自身所存在的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和不良风气势必会带入到党和革命队伍中来。在转战赣南、闽西过程中,由于一路被动挨打,红四军中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开始泛滥,致使“党的正确路线之执行,加予极大的妨碍”。

如何使出身成分复杂、带有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的党员干部成为具有崇高理想和信念的党员干部,成为一个急需解决的问题。苏区党组织为解决这个问题做了不懈的努力。特别是毛泽东,从革命实践中摸索出解决这一问题的方法。1929年12月,毛泽东在古田会议上指出:“四军党内种种不正确思想的来源,自然是由于党的组织基础的最大部分是由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出身的成分所构成的;但是党的领导机关对于这些不正确的思想缺乏一致的坚决的斗争,缺乏对党员作正确路线的教育,也是使这些不正确思想存在和发展的重要原因。”最为重要的是,针对红四军党内种种错误思想,古田会议提出了党的建设新方法,即着重从思想上建设党这一独特的方法,也就是思想建党:党员既要从组织上入党,又要从思想上入党。并且强调指出思想建党的根本途径是加强党内的无产阶级思想教育,一针见血地指出:“党内最迫切的问题,要算是教育的问题。”通过思想教育,红四军不同成分出身的党员不但从组织上入了党,而且从思想上也入了党,从而树立起崇高的共产主义理想和信念。

古田会议确立了思想建党原则,强调着重从思想上建设党,通过思想教育树立和坚定了苏区党员干部的共产主义理想信念,为党从组织、作风和制度等方面从严治党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作风建设是从严治党的根本

党的作风关系党的生死存亡。在残酷的革命斗争中,党的任何脱离群众的行为都可能导致生存危机。因此,苏区党组织始终把作风建设放在突出位置,成为从严治党的重要着力点。特别是古田会议,在纠正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和不良作风的同时,积极加强党的作风建设,从而促进了苏区干部好作风的迅速形成。

古田会议初步形成了理论联系实际的作风。在转战赣南、闽西过程中,红四军临时军委书记兼政治部主任刘安恭从苏联带来形式主义理论,未作深入的调查研究就乱发议论,从而造成红四军内部思想混乱。毛泽东深感形式主义危害极大,在1929年6月14日《给林彪的信》中批判了这种“远方到来”的“形式主义理论”,并从思想路线高度分析指出“形式主义之来源是由于唯心主义(与主观主义本质是一样的)”。在1929年12月召开的古田会议上,毛泽东把“主观主义”列入需要纠正的“党内非无产阶级意识的不正确倾向”,指出:“主观主义……其必然的结果,不是机会主义,就是盲动主义……破坏党的组织。”纠正主观主义的方法是什么呢?毛泽东认为关键是要“教育党员,使党员的思想和党内的生活都政治化、科学化”,并进一步提出了三个具体方法:“(一)教育党员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去作政治形势的分析和阶级势力的估量,以代替主观主义的分析和估量;(二)使党员注意社会经济的调查和研究,由此来决定斗争的策略和工作的方法,使同志们知道离开了实际情况的调查,就要堕入空想和盲动的深坑;(三)党内批评要防止主观武断和把批评庸俗化,说话要有证据,批评要注意政治。”毛泽东提出的纠正主观主义的三个具体方法,核心就是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根本办法就是调查研究,标志着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初步形成,也标志着理论联系实际的作风初步形成。

古田会议初步培育了密切联系群众的作风。由于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的影响,有很大一部分红军官兵认为红军只管打仗,不需要做群众工作,甚至滋生出官僚主义不良习气。这些错误思想和不良习气对红军和根据地的建设造成不良影响。为肃清官僚主义的影响和纠正忽视群众工作的错误,古田会议始终把群众工作放在首位,指出“中国的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除了打仗消灭敌人军事力量之外还要担负宣传群众、组织群众、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以至于建立共产党的组织等项重大任务”。并明确提出党的一切工作要“在党的讨论和决议后,再经过群众去执行”,从而初步培育了密切联系群众的作风。

古田会议初步树立了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作风。古田会议批评了红四军党内存在的各种“非组织的观点”,提出“党的纪律之一是少数服从多数”“党内批评是坚强党的组织、增强党的战斗力的武器”等重要论述,从而初步树立了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作风。

古田会议用无产阶级思想纠正了党内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和不良作风,培育了党的优良作风,提高了党员干部为民宗旨意识,使得苏区干部作风一天天好起来,从而筑起了苏区的“真正的铜墙铁壁”。

制度建设是从严治党的保证

制度建设是从严治党的根本保证。只有制定科学的制度才能“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才能真正做到以严的措施约束党员干部,防止不良作风和腐败现象的产生。为此,古田会议在党的制度建设方面进行了有益的尝试。

古田会议创新了党的民主集中制。古田会议既反对 “家长制”,又反对“极端民主化”,明确强调要“厉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生活,要从教育上提高党员政治水平”,并制定了一系列重要原则。民主集中制的创新,“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权力得到有效的制约和监督,从组织制度、工作制度上规范了党员干部的行为。

古田会议制定了严格的纪律。纪律是革命工作的基本保障。早在井冈山时期,毛泽东就制定了三大纪律六项注意。由于红军官兵还不同程度地存在分散主义、宗派主义等错误倾向,红军侵犯人民群众利益的事情仍时有发生,直接影响红军和群众的关系。如不及时加以纠正,势必给“群众以不好的影响”,势必失去群众的拥护和支持,危及党和革命的发展。为此,毛泽东在古田会议上再次重申要“严格地执行三条纪律”;要充分做好“上门板,捆禾草,扫地,讲话和气,买卖公平,借东西照还,赔偿损失”这些注意事项;要“废止对纪律的敷衍现象”;并指出“上门板、捆禾草等项是从行动中扩大红军影响、增加群众对红军信仰的良好方法,应当好好地去执行”;“红军纪律是一种对群众的实际宣传”。正是由于古田会议重申并制定了严格纪律,增强了苏区干部维护人民利益、严守党的纪律的观念意识。

古田会议初步建立了监督机制。没有监督的权力是危险的,不受监督的权力必然导致腐败。因此,古田会议十分重视监督的作用,提出使党内思想和党内生活都“政治化、科学化”的口号,从各方面总结了党内批评的目的、意义、任务、途径和方法以及存在的错误倾向,进一步形成了比较系统的思想理论,使党的批评和自我批评作风向规范化、制度化方向发展。同时强调,要充分发动不同系统之间的批评和群众的批评,比如“发动地方党对红军党的批评和群众政权机关对红军的批评,以影响红军的党和红军的官兵”。因此,党内外监督成为从严治党的重要手段。

古田会议建立的各种制度具有极大的科学性,大大地规范、制约、监督了党员干部的权力,从而保障了苏区党员干部健康成长为让广大苏区群众满意的革命战士、使党成为苏区人民衷心拥护的党。

正因为古田会议在从严治党方面创造了一套好的方式方法,从而把苏区党组织建设成为苏区人民衷心拥护、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为中央苏区在残酷的斗争环境中不断发展壮大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作者单位:古田会议纪念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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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谢倩、闫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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