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与雷锋（上）

1963年3月5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刊发毛泽东主席的亲笔题词“向雷锋同志学习”。

从此，这一天成为一个光辉的日子！从此，雷锋这个平凡的名字家喻户晓，成为亿万中国人心灵深处的光辉榜样。

毛泽东“向雷锋同志学习”题词的发表，揭开了全国学雷锋活动的序幕，开启了一场影响新中国历史走向、塑造全新国民性格的伟大实践。这么多年过去了，学雷锋活动虽然产生过一些曲折，但总的趋势还是发展向上的。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为雷锋的题词，经受住了历史和实践的检验，至今依然闪耀着真理的光芒。

一个大人物与一个小人物的神交

1962年8月15日，雷锋因公殉职，年仅22岁。

雷锋一生的最大愿望就是想见毛主席。他在1959年10月的一篇日记中写道：“昨天我听到一位从北京开积极分子代表大会回来的同志作报告。他说，毛主席在北京接见了他们，……当时，我的心高兴得要蹦出来。我想，有一天我能和他一样，见到我日夜想念的毛主席该有多好，多幸福啊！可巧，我在昨天晚上做梦就见到了毛主席……我决心听党的话，听毛主席的话，……好好地学习，顽强地工作，……争取实现自已最美好的愿望，真正见到我们最伟大的领袖毛主席。”

雷锋出生在湖南望城一户贫苦农民家里，年仅7岁便沦为孤儿。解放后，乡政府的党支书供他免费读书。后来，他在乡政府当了通信员，不久调到望城县委当公务员，再后来县委派雷锋学开拖拉机。之后，到鞍钢，到部队，并于1960年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经历了苦难与厄运重创的雷锋，对于共产党、毛主席抱有浓重的感恩情结。如同他说的那样：“党和毛主席救了我的命，是我慈祥的母亲，我为党做了些什么?当我想起党的恩情，恨不得立刻掏出自己的心，当我想起我所经历的一切太平凡的时候，我就时刻准备着，当党和人民需要我的时候，我愿意献出自己的一切。”雷锋知道，自己能有今天就得感谢毛主席他老人家，感谢共产党。他热爱祖国，热爱人民，无私奉献，一切就是为了报答党和毛主席。

原沈阳军区宣传干事张峻曾为雷锋拍过223张照片，张峻生前接受过笔者的专访。雷锋突如其来的离去，让张峻陷入深深的懊悔。“直到去世，雷锋都不知道，只差45天，他或许就可以见到毛主席。”张峻说。

1962年6月上旬，已经调到沈阳军区政治处的张峻听说了一个消息，军区将派雷锋作为代表，出席1962年的国庆节观礼，接受毛泽东的接见。直到去世，雷锋都不知道自己原来有机会见到毛主席。张峻本来有机会把这个好消息告诉雷锋，可是话到嘴边，忍住了，“怕万一有什么变化，影响他的情绪”。一时为了稳妥的考虑，成为张峻终生的遗憾。不过，毛泽东终究还是知道了雷锋，不仅知道，后来还为他题了词，号召全国人民“向雷锋同志学习”。

早在1962年，毛泽东就知道沈阳军区有个好战士叫雷锋。这年第6期《解放军画报》发表了专题《五好战士与红领巾》，对雷锋进行了集中宣传。那张许多人非常熟悉的毛泽东阅读《解放军画报》的照片上，毛泽东正凝神阅读的就是《五好战士与红领巾》这篇报道。据照片的拍摄者、曾任毛泽东随身摄影记者的著名摄影家吕厚民回忆，这幅照片拍摄于1962年7月，当时毛泽东正在武汉视察工作。在东湖宾馆的办公桌上，毛泽东从一堆报纸杂志中挑出1962年第6期的《解放军画报》，聚精会神地读了起来——当期画报刊登了报道雷锋事迹的摄影专题《五好战士与红领巾》……雷锋生前做梦都想见到毛主席的愿望，虽说没有实现，但毛泽东在雷锋生前的1962年在《解放军画报》上见到了雷锋的照片和事迹。历史就有这样的巧合。

三湘大地上诞生过许许多多的伟大人物，但有人说：名字最为响亮者只有两个，一个是大人物毛泽东，一个是小人物雷锋。湖南人因为有雷锋而自豪而骄傲。而雷锋在生前，亦如无数的湖南人因为是毛泽东的老乡而自豪而骄傲。雷锋对毛泽东是崇敬的，在自己走出湖南之前曾经专程到过韶山参观过毛泽东故居。张建文与雷锋是望城老乡，当年一起被招工到鞍钢，一起到韶山毛泽东故居参观。张建文在晚年对于人生第一次韶山之行仍然记忆犹新：“1958年深秋，在远离家乡应招去鞍钢前夕，雷锋提议和同去鞍钢的伙伴先到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故里韶山，亲身感受一次爱国主义思想教育。回来的路上，雷锋即兴写下了一首《别了，韶山》的短诗。记得其中有两句：‘从此我真正懂得了‘神圣’二字，懂得了革命成功来之不易。’当时，雷锋还在韶山毛主席故居门前照了一张相，由于雷锋几经辗转，没有留下来。”遗憾的是，雷锋日记对此未曾有过记述。不过，他的日记里的很多字里行间跳跃着对一代伟人毛泽东的热爱与崇敬之情。

1963年7月31日晚，中南海怀仁堂。首部有关雷锋事迹的舞台作品——话剧《雷锋》在这里演出。

毛泽东吸着香烟，认真地观看，同其他观众一起开怀大笑，热烈鼓掌40余次。演出结束，毛泽东走上舞台，与演职人员一一握手。小个子的雷锋饰演者张玉敏被挤到人群后头，他心想：雷锋生前几次做梦见到毛主席，实际上一次也没见到；自己演雷锋，毛主席就在跟前，也不能握个手，真是太遗憾了。他想着想着，一抬头看到毛泽东和前排的人边握手边不时地四下看，似乎在寻找“雷锋”。这时，张玉敏挤到了前面，终于握住了主席的手，激动地说：“毛主席，雷锋生前最大的愿望就是见到您，他的愿望我替他实现了。”……接着，毛泽东与演员合影，成为“雷锋”张玉敏永远的留念。

一本刊物与一个“天开异想”

1961年5月5日，《人民日报》第一次宣传报道了雷锋事迹。1963年2月初，《人民日报》与《解放军报》、《中国青年报》等再次报道了雷锋的生平，发表了相关社论、评论。毛泽东仔细阅读后，激动地踱着步子，深情地对国务院副总理、解放军总参谋长罗瑞卿说：“雷锋值得学习啊！向雷锋学习，也包括我自己，我也向雷锋学习。”毛泽东对他的湖南小老乡赞赏有加，高度评价了一个普通战士的牺牲精神和奉献精神。

毛泽东对雷锋的评价，引起了罗瑞卿和中央军委的重视。1963年2月9日，总政治部向全军发出通知，号召全军开展宣传和学习雷锋同志模范事迹。2月15日，团中央决定，在全国青少年中广泛开展“学习雷锋”的教育活动。

面对全国宣传雷锋的火热局面，团中央第一书记胡耀邦听了有关汇报后，以极大的热情充分肯定了宣传雷锋事迹的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的战略意义，并要求共青团系统加大对雷锋的宣传强度，组织全国青少年以实际行动向雷锋学习。对胡耀邦的指示与号召，团中央机关刊物《中国青年》杂志当然应带头响应、责无旁贷，但作为半月刊的《中国青年》杂志在宣传速度上和报纸相比自然是稍逊一筹的，因此，他们立即发动全社人员献计献策，并召开编委会，精心研究，开动脑筋，另辟蹊径，千方百计找出新的角度，迎头赶上甚至超前于全国宣传雷锋的其他兄弟报刊。编委会上，有人提出把五、六期《中国青年》合刊，出版“学习雷锋同志专辑”；也有人提出请董必武、林伯渠、谢觉哉、郭沫若等党内名望甚高的“四老”为雷锋题词。这些设想应该说都很好，也都得到了同仁的首肯，但细究起来，其宣传速度和力度仍然会落在其他报刊的后面。这时，会上一直沉默不语的思想修养组组长王江云提议：能否请毛主席题词？王江云不鸣则已，一鸣惊人，他的建议一石激起千层浪，话一出口，便得到了大家的热烈响应和一致赞同。但冷静之后，人们又都认为请毛主席题词，非同小可，不是一般的动议，是不是有点太敢想敢干了？能有把握吗？会上又有人说：不试怎么能知道行不行呢？与会者都觉得试一试有道理，最后决定：请毛主席为雷锋题词。

据知情者朱伯颖晚年回忆：“我们（中国青年社）思想修养组的同志讨论如何把这一专集做好。要后来居上，办出特色。大家在讨论中你一言我一语的想到了请毛主席题词。这一主意具体是谁提出来的我记不起来了，但是我当时是很积极的。当时想到请毛主席题词，但又担心毛主席那么忙会不会给我们题词呢？毕竟，毛主席很少题词的。我们提出这一想法后汇报到编委会。2月中旬，编委会专门讨论了雷锋的宣传问题，肯定了我们提出请毛主席题词的建议。社里请我起草了给毛主席的信。”

朱伯颖起草好给毛泽东主席的信后，经过中国青年社领导的反复斟酌、修改、定稿，信中写到：“现在全国已掀起一个向雷锋同志学习的热潮，我们《中国青年》拟出一期学习雷锋的专号，向全国人民推荐这个先进典型，教育青年一代在社会主义时期更好地锻炼成长，恳请您老人家为雷锋题词。”写稿后，请社总编室毛笔字不错的同志用一张小的竖的宣纸抄写。“在信封上写着‘中南海，呈毛主席’，大概在2月16日送出去。因为当时是我起草这封信初稿，就由我来与毛主席办公室联系。”据朱伯颖回忆，信送出后几天她就跟主席办公室打电话了解情况，毛泽东的秘书林克表示信收到了，主席也看了，但没有表态。

用北京话说：《中国青年》的年轻人胆子够“肥”的呀！竟敢烦劳毛主席他老人家题词。中直机关有人听说此事后，不敢相信这是真的。他们说，毛主席给刘胡兰题过词“生的伟大，死的光荣”，为白求恩和张思德分别写过纪念文章，可那是发生在战争年代，和平时期还未见他老人家给其他普通人题过词，是不是有点儿异想天开？

“我们当时想主席没有表态也就是没有拒绝，还有希望，那就等一等。”朱伯颖说。中国青年社的年轻人也认为，只要没拒绝，就可能还有戏！

林克曾回忆，当天，值班警卫打电话告诉他，主席已经醒了。根据多年的习惯，毛泽东醒后的第一件事就是要秘书把最新收到的文件、资料送给他。因此，在接到电话后，林克立即拿出已选好要送给主席批办和阅处的文件和资料，其中有《中国青年》杂志请主席题词的信，来到菊香书屋北屋东头的主席寝室。这时，林克只见毛泽东已穿好睡袍，身上仍盖着毛巾被，半躺半坐地斜倚在床背上看当日的报纸。见林克走进屋来，毛泽东把报纸随手放在左半边床上堆得有两尺多高的书堆上。林克把文件、资料放在他床头的长桌上。床的左方紧挨着长桌有一张方形的藤桌，桌上也堆满了文件、资料。林克在藤桌西边一张椅子上坐下来，面对着毛泽东，向他汇报了需要批阅的文件、重大的国际新闻，也提到了《中国青年》杂志请他题词的信。随后，林克便离开了他的寝室……

一份红色手迹与一个学习的榜样

过了几天，朱伯颖又跟林克打电话，“当时我很紧张，主席万一工作很紧张，他不题了，也没辙。结果一问，林克说毛主席说他决定给你们题词。我高兴得不得了。当时社里研究，如果毛主席不题我们就没有办法，如果毛主席题我们就要提实质性的要求。我说我们社里准备3月1日出学习雷锋专集，我们编辑印刷需要一周时间，希望毛主席在2月25日前题好了。当时我们真敢对毛主席提出要求。林克说好，我一定报告毛主席”。

于是，林克将中国青年社的“要求”报告了主席。湖南雷锋纪念馆里就有一段林克回忆主席题词过程的视频。林克在视频中说：“毛主席让我先拟几个题词供他参考。我回办公室，思索了一番，拟好了十来个题词，立即送给了他。我现在还可以回忆起其中几个题词的大致内容。如：‘学习雷锋同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学习雷锋同志鲜明的阶级立场’、‘学习雷锋同志大公无私的共产主义风格’、‘学习雷锋同志艰苦朴素的作风’、‘学习雷锋同志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优良品德’、‘学习雷锋同志勤奋好学的革命精神’等等。”

2月22日，毛泽东睡醒以后，值班警卫员打电话告诉林克，说主席让他去一下。林克带着事先选好的文件、资料匆匆来到主席寝室。毛泽东示意林克坐下，林克便在他床前一张藤桌旁的椅子上坐下来。林克回忆：“这时，毛主席从他身左半边床的书堆上拿起了一张信纸递给我。我一看，只见他已在纸上用毛笔书写了‘向雷锋同志学习’七个潇洒苍劲的行草字。我为他拟的十来个题词，他一个也未用。这时，他吸了一口香烟，从容地带着询问的目光问道：‘你看行吗？’我爽朗地回答说：‘写得很好，而且非常概括。’毛主席好像要解释为什么没有采用我拟的题词这一疑问似的，接着说道，学雷锋不是学他哪一两件先进事迹，也不只是学他的某一方面的优点，而是要学他的好思想、好作风、好品德；学习他长期一贯地做好事，而不做坏事；学习他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毛主席谈完之后，我便回到我的办公室，打电话给《中国青年》杂志编辑部，告诉他们，毛主席的题词已经写好了，请他们到中南海西门来取。”

当天下午三点多钟，朱伯颖接到电话后非常兴奋，当即报告社领导，社领导又随即报告团中央书记处，立即派年轻的摄影记者兼通讯员刘全聚骑上摩托车，去中南海西门收发室去取。取回后，中国青年社轰动了!大家一看，信封上写“请交中国青年杂志社朱柏颖同志亲收，中南海林寄”。

“信封上，林克把我的名字写错了，我名字中的‘伯’字错写为‘柏’字，毕竟我们没有见过面，只是通了几次电话。”朱伯颖对当年的情景记得很清晰。

20世纪60年代《中国青年》杂志总编辑邢方群也回忆到：“当时毛泽东已经很少为青年人物题词，我们抱着试一试的想法，给主席写信请他题词。取回题词，杂志社一下子轰动了，我们请示团中央该如何对待毛主席的题词，团中央认为毛主席不单是为中国青年杂志题词，更是为全国青年题词，建议发表。”于是，中国青年社就由团中央书记处向党中央报告有关情况，请示怎么发表。后来经过党中央研究，3月4日由新华社发通稿，全国各大报纸次日发表。中国青年社则提前2天，即在3月2日出“学习雷锋同志专辑”，刊登主席题词。“毛主席的题词震动了全国，当时杂志发行量是200万左右，但这一期发行了700万左右，各地都打电话要求加印，告知印刷彩色封面的纸张已经用完，但仍旧需要。”邢方群讲。

“后来，中央档案馆把题词要去了，就剩我手上那个信封留着。”朱伯颖说。“毛主席为雷锋同志题词前，报纸上已经在部队开始宣传雷锋同志了，青年社专门成立一个小组，到部队查雷锋的日记原件。……杂志出了以后，印了很多，有的人买不到。有个青年把学雷锋专集从头到尾抄写下来寄给我们。我们很感动，说明青年热爱雷锋的程度。”

1963年3月2日出版的第5—6期合刊“学习雷锋同志专辑”刊登了毛泽东“向雷锋同志学习”的题词，同时还发表了周恩来、董必武、郭沫若、罗瑞卿、谢觉哉等领导人为雷锋的题词、题诗和文章。毛泽东的题词，因为排版时间来不及，是专门印成插页夹在杂志的首页发行的。3月5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光明日报》《中国青年报》等都刊登了毛泽东的题词手迹。3月6日，《解放军报》又首次刊登了刘少奇、周恩来（第二次题词）、朱德、邓小平等的题词。以后，陈云、叶剑英等也为雷锋题了词。（记者  余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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