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总理这样开会

周恩来具有高度的责任心、坚定的原则性，“处理问题的敏捷有如电火行空”（郭沫若语）。他十分厌恶不负责任的官僚主义行为，一旦发生此类事情，哪怕是深夜也要召开紧急会议，及时查找问题、解决问题。这也是周恩来常用的一种开会方法。 

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就任国务院总理26年，领导和主持制定了一系列关系国计民生的重大决策，其中有些决策是召开会议研究产生的。周恩来娴熟地运用开会这一领导方法，根据不同的主题召开不同的会议，集中研究和解决有关问题，成效显著。

周恩来丰富的实践，为我们提供了主持开好会议的范例。学习周恩来开会的思想和方法，在力戒形式主义的今天，对领导者来说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每周一会，充分听取各种意见

周恩来虚怀若谷，以善于兼听而著称。他认为，只听一方面的意见，就会闭塞，犯片面性的错误，多听各方面的意见，可以丰富自己的思想，正确地决定方针、政策及具体决策。这种思想转化到实践中，成为周恩来开会的一种重要方法。

国务院前身为政务院，1949年10月21日成立后，周恩来每周主持召开一次政务会议，研究讨论重要决策和人事任免。政务会议成员包括总理、副总理、秘书长和政务委员，共21人。其中有共产党员，也有民主党派人士。

周恩来非常重视发挥政务会议的作用，要求其成员中的民主党派人士都参加每周的政务会议，还让他们审查有关文件，修改指示和法令。这些民主党派人士热情很高，积极参加政务会议，畅所欲言，各抒己见。周恩来在充分听取各种意见的基础上，作总结讲话，集思广益，形成决策。

来自民主同盟的政务委员罗隆基，本是不乐意开会的人，可他带病也要参加政务会议。这是为什么？罗隆基说：“不是政务会议上的什么事情我都有兴趣，也不是这个人那个人的讲话我都喜欢听，而是有一点深深地吸引了我，那就是在每次政务会议上，周总理总有一篇讲话，教益很深，对我就像是上了一次大课，所以我舍不得不来。周总理的讲话见解精辟，纲举目张，其水平之高是一般人达不到的。”

罗隆基评价总理主持召开的政务会议有两个特别之处：一是周总理总结讲话的最大特点，在于“把其他人发言时的可取之处，也吸收进去，加以肯定”。周恩来认真倾听每个人的发言，归纳总结时，积极吸收和热情肯定好的意见，让参会人感到自身价值。二是周总理“对包括我在内的其他与会人员发表的并不正确的意见，采取极其高明的方式加以纠正，使人真正心悦诚服”。对于民主党派人士的不正确的意见，周恩来采取真诚坦率的态度，耐心地摆事实、讲道理，帮助他们接受真理、修正错误。春风化雨，这些民主党派人士因此心悦诚服。

从1949年10月21日至1950年10月20日，周恩来共主持召开了55次政务会议。他说：“为什么政务会议每个星期要开一次呢？难道我们也是闲着没事干，高兴每个星期开一次会吗？不是的。这是有好处的。”实践证明，它是广泛听取各种意见，妥善作出决策的重要方式，也是发扬民主、团结民主人士合作共事的好形式。通过一次次政务会议，参会的民主党派人士“把党的政策传达到他们所代表的那一部分人民中去”，这样就团结和调动起了更多的建设国家的力量。

周恩来在主持召开其他会议研究问题的时候，也经常采用民主、兼听的思想和方法，集思广益，取长补短，从而形成正确的决策。

专委会议，统筹协调果断决策

周恩来善于统领和驾驭全局，妥当处理多方面关系，顺利解决各种难题。有时面对复杂情况，他会从实际出发果断决策，以推进重要工作的开展。这是周恩来开会的又一种方法。

原子弹是新中国扬威的一个重器。1962年，为了加速研制原子弹，中央决定成立中央专门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央专委会”），周恩来任主任，还有七位副总理和七位部长参加，领导这一“天字号工程”。

11月17日中央专委会成立当天，周恩来就召集了第一次会议，开始了全面的领导工作。半个多月里，他连续主持召开了三次专委会议，研究研制原子弹的规划，为二机部调集领导干部和科技人才，确定部门间的协作项目等。此后，专委会议三个月开一次；有急迫问题需要解决，就随时开小会。

周恩来求真务实、严谨细致，每次专委会开会之前，都要审阅议题要点，仔细阅读有关部门呈送的报告，然后再确定开会议题。这样，会议内容就很实在，研究解决问题的效率也提高了。尽管如此，会议上仍然会出现某些争论。每当这时，周恩来都会找到化解矛盾的方法，把复杂的问题变得简单化。

原子弹工程浩大、投入巨大。当年刚渡过三年困难期，国家财力有限，研制原子弹的经费从哪里来？初次搞如此大的工程，会有许多不可预知的因素，导致有些项目事先无法列入财政计划，临时要钱如何解决？专委会议上出现了争论。为了切实解决这个问题，周恩来进行了认真研究和反复思考，在审查专委会第二次会议纪要时加写了一句话：“设置专委机动费多少万元。”难题迎刃而解，不用争论了。一些没有预见而又急需的项目，也可以顺利启动了。

从中央专委会成立到1964年10月16日我国成功爆炸第一颗原子弹，周恩来共主持召开了九次专委会议和若干次专委小会，解决了100多个生产、科研和建设中的重大问题。其间意见难以统一时，周恩来总是从实际出发，大胆拍板。原子弹研制几乎牵动全国各条战线，正是由于周恩来负责抓总、统筹协调、果断决策、高效指挥，这一浩大工程才能有序开展、全面推进，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使壮美的梦想变成了震惊世界的现实。

后来研制氢弹、人造卫星的过程中，周恩来采取同样的开会方法，情况复杂时运用同样的决策方式。这既证明了总理的关键作用，也展示了其卓越的领导才能。

凌晨开会，解决官僚主义问题

周恩来具有高度的责任心、坚定的原则性，“处理问题的敏捷有如电火行空”（郭沫若语）。他十分厌恶不负责任的官僚主义行为，一旦发生此类事情，哪怕是深夜也要召开紧急会议，及时查找问题、解决问题。这也是周恩来常用的一种开会方法。

1973年9月10日凌晨1时，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召开紧急会议。民航、空军、总参谋部的负责同志和有关人员接到通知后急忙赶来。

周恩来为什么要在凌晨召开这次紧急会议？

9日夜，巴基斯坦的一架波音720飞机，从北京首都国际机场飞往卡拉奇，机上载有亚非国家的体育代表团和某国政府代表团。飞机升空仅5分钟左右，机组就向机场指挥塔报告：“飞机第三发动机起火，请求返航降落！”为防止飞机降落时起火爆炸，该机组同时申请空中放油。塔台指挥员从未遇到过这种紧急情况，连忙向值班首长请示。值班首长不敢做主，便向民航总局调度值班室请示。总局调度值班室又向值班副局长报告，副局长也不敢拍板……33分钟过去了，没有一个人作出决断。

情急之中，塔台指挥员要通了北京民航管理局副局长张瑞霭的电话。当过飞行员的张瑞霭听完情况后果断地说：“立即放油，同时做好紧急抢救准备！”他火速赶到机场，看见飞机仍在空中盘旋，还没有放油，便抢过塔台指挥员手中的话筒，下达了命令，“720，放油降落！”由此避免了一场可能发生的灾祸。

周恩来走进了会议厅，把到会的人扫视了一遍，发现了张瑞霭，就一边走向他，一边高声说：“感谢你呀，张瑞霭同志！你办了一件大好事！你的决定很正确，很果断，很及时！”之前，张瑞霭听说上级要追究他“擅自做主”的责任。此时，他听了总理的评价，热泪盈眶。

赞扬完张瑞霭，周恩来随即转向与会的三方负责同志，严厉地说：“作重要指示，像打仗一样，应该尊重前线指挥员，你们不但不这样做，还要追究责任，是谁决定的？”

见无人答话，周恩来问民航总局值班首长：“你当时是怎么想的？”值班首长回答：“我也是同意放油的。”周恩来追问：“那么你为什么不下达指示，还要一级一级向上请示呢？”值班首长知道错了，低下了头。

接下来，周恩来认真查证了在场的每一级领导，发现有13个环节层层请示而没有一个决断的。他于是痛批道：“简直是官僚主义！不负责任的官僚主义！这不仅是关系飞行安全的重大问题，也是关系到国际影响的重大问题！不要说延误33分钟，有时即使是延误33秒钟，也会造成不堪设想的严重后果！我们的事情之所以难办，就是层层太多，又不敢负责。机构不改革不行，权力一定要下放，领导者要懂行，官僚主义要不得！”

从10日1时到4时30分，会议开了三个半小时。日理万机的周恩来在凌晨召开紧急会议，因为这是一个不能过夜的重大问题。他亲自查找问题的根源，痛批层层推诿的错误行为，并有针对性地提出解决问题的要求，是为了杜绝不负责任的官僚主义。

这次紧急会议后，民航总局改进了管理办法，明确了责任和要求，提高了领导应急处理能力，周总理的指示精神得到了全面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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