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国理政的重要思想文化资源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要“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结合时代要求基础创新，让中华文化展现出永久魅力和时代风采”。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到治国理政的理论和实践中，融入到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建设之中，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治国理政上的显著特色之一。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以中华文化发展繁荣为条件

在一个多元文化交流交融的现代信息社会里，被当作“过去时”的传统文化究竟还能起到多大的作用，很多人心中是有疑问的。这笔祖上留下来的“遗产”是财富还是“包袱”？

其实，无形的精神和价值，不是说扔掉就能扔掉、说抛弃就能抛弃的。没有人会否认，我们就是从传统中走过来的。传统也以一定的形式“活”在我们的语言与思维、生产和生活中。但中国的复兴梦，既不是简单的继承，更不是照抄照搬的“异体移植”，它一定是文明融合后人类新文化的诞生。习近平同志指出：“中华民族创造了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也一定能够创造出中华文化新的辉煌。”我理解，这里讲的“中华文化新的辉煌”，在这样一个“世界历史”的时代中，显然具有世界性的意义，可视作由中国发展提供给世界的典范性、引导性综合智慧，某种意义上就是“人类新文化”。我们应当有这样的文化自信。

我们的领导人到了国外，其他国家的领导人讲中国的古老文化，我们也讲他们国家和民族留下的文化精髓——难道仅仅是外交的辞令？其实反映了文化的沟通和相知、认同和融合，拉近了地理上遥远空间的距离，增加了异域风情民心之间久远以来的好感。这是国与国之间的“家长里短”；“亲戚”之间多走动、多交心，利益的冲突和矛盾就化解了很多。全球治理，有时候很难，有时候则容易。封闭起来，相互对骂，舞枪弄棒，就很难；同在一个屋檐下，相互理解，谦逊忍让，处得就好。一个包含中国智慧的“命运共同体”理念，成为越来越多居住在“地球村”里人的共识，写在了联合国的旗帜上，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我们的应有贡献。大力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可以把全球各地近亿的海外华人紧紧地聚拢起来，形成广泛的认同，进而提升我国的国际影响力。

对执政党的使命，老一辈反复叮咛、习近平同志说他念念不能忘记的三件事之一，便是五千年的优秀文化不要搞丢了。数千年来，我国的完整和统一不只是靠政权和血缘等因素，主要靠文化的认同；文化安全是思想家、政治家长期关注的战略主题。向外来文化学习的同时，亦在积极改造创新，发展出新的文化流派。在我国以人文伦理为特色的传统中，基于道德的价值判断、评估占据十分重要的地位。反过来说，如果不坚持在我国大地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道德价值，我们的精神独立性（延伸至政治、思想、文化、制度等方面的独立性）就会被釜底抽薪。传承和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仅关乎国家文化安全的维护，也从整体上关乎国家安全，是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重大战略任务。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同志的一个重要语言风格，就是在国内外各种场合、各个领域的重要讲话中引用了大量我国历史文化的名言警句——我理解，它绝不仅仅是“资源式”的运用，也不只是彰显古老价值观的永恒魅力，更重要地反映出，当今无论是国家治理甚或全球治理，吸收和借鉴包括中华文明在内的、长期积蕴的人类各种智慧，具有重要的意义，必须从“坚定文化自信、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高度”去认识。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丰厚滋养

早在中央党校2009年春季开学典礼上，习近平就指出：“传统文化中的许多优秀文化典籍蕴涵着做人做事和治国理政的大道理……领导干部多读优秀传统文化书籍，经常接受优秀传统文化熏陶，可以提高人文素养，增强对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关系的认识和把握能力，正确处理义与利、己与他、权与民、物质享乐与精神享受等重要关系”。十八大以来，从治国理政的实践和理论看，习近平同志的很多重要讲话包含了传承弘扬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有机组成部分。

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中国共产党及其指导思想。中国共产党诞生于激烈批判传统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建国后“文革”期间对待传统文化政策上曾一度出现失误，因此有观点简单地把中国共产党与传统文化对立起来。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就既是中国先进文化的积极引领者和践行者，又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传承者和弘扬者。这就从整体上概括了中国共产党对待传统文化的科学态度。这一点从我们党的历届领导人以及很多中央文件的论述中可以得到印证。还有观点简单把源于西方文明、作为我党指导思想的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传统文化简单对立起来。对此，习近平同志指出，马克思主义进入中国，既引发了中华文明深刻变革，也走过了一个逐步中国化的过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丰厚滋养”，它有利于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有利于建构“21世纪的马克思主义”，而“坚守中华文化立场”也被庄严地写进了党的十九大报告中。

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中华民族的“根”与“魂”。2013年3月1日，习近平同志在中央党校建校80周年暨春季开学典礼上的讲话中指出：“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学习和掌握其中的各种思想精华，对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很有益处。”2014年9月24日，习近平同志在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暨国际儒学联合会第五届会员大会的讲话中又加了一个“审美观”。2016年版的《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中指出：大力宣传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和光荣历史……引导人们树立和坚持正确的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文化观。党的十九大报告再次重申了这“四观”。综合起来，对优秀传统文化提到了“八观”高度，实质就是确立中华民族精神世界、精神家园的“根”与“魂”。我们党历代领导人的中华文化“底子”都很深厚，但从这样一个“站位”去论述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还是第一次，必须给予高度的关注和评价。

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立足点”。看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民主、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等内容，一些人纯粹将其作为“舶来品”，认为中国传统文化没有或缺乏这些东西。社会主义建设本身并不排斥人类文明一切先进的成分。毫无疑问，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吸取借鉴了西方文明的精华。但我们的传统文化真的没有这些成分吗？能否完全“移植”别人的？取其精义，甚至一定程度的“嫁接”，我认为是可能的；而其背后的文化背景则无法一起“移植”。即使是“嫁接”，也要找到“根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根本的层面则要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找到“对接”处，才能有生命力、影响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既是我们文化的基因、精神的基因，也是精神的标识、丰厚的滋养。其中的丰富思想道德资源，更是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突出强调道德价值的作用，尤其是传统美德的功能，就接通了民族文化的精神命脉，亦为抽象价值观的落地提供了实践操作的着力处。

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一个国家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与这个国家的历史传承和文化传统密切相关的”，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中华民族积累了丰富的治国理政经验。法治似乎代表现代的治理，德治好像纯粹是过去时代的产物——这种似是而非的观点占据了不少人的头脑。习近平同志指出，法律是成文的道德，道德是内心的法律；法安天下，德润人心。因此，在法律和道德之间并没有绝对的界线，甚或说它们是互相补充的。吸收外来法制思想，要考虑到我们的法制文化背景。治国先治吏。近年来，对于高级干部中出现的腐败现象，我们一方面重典治疴，另一方面积极借鉴我国历史上经验，加强廉政文化建设。习近平同志指出，“研究我国反腐倡廉历史，了解我国古代廉政文化，考察我国历史上反腐倡廉的成败得失，可以给人以深刻启迪，有利于我们运用历史智慧推进反腐倡廉建设”。因为我们认识到，廉政建设只有注入文化的基因之后，才会赢得持久的生命力；用文化养出的廉，才是内化于心、固化为魂、外化于行的自觉的廉。“增强党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能力”，执政党这种以“自”为内容的文化建设，实际上也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管理和修身等思想的采纳、汲取、融汇。

五、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文化软实力强，对内就有凝聚力，对外就有吸引力。为什么习近平同志讲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突出优势、是我们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理解这一重要论述，无论对内还是对外的意义都很重大。习近平同志反复强调对历史的学习以及形成历史思维能力的重要性。这就克服了那种断裂式思维方式，把我们今天的道路同历史整体贯通起来。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源自于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文明历史所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调查显示，大多数外国人非常愿意了解中华传统文化，说明它在世界上仍具广泛影响力。由于社会主义及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源于并成长于西方文化的对立因素和长期围攻之中，因此，今后很长一段时期，对外文化战略要以“悠久历史文明古国”的身份取得世界理解、消除误解和偏见，进而建构文化世界中的中国正面形象。经济、军事乃至科技等硬实力可以快速增长和恢复，但文化软实力不是那么快就能见效，尤其是没有断流的五千年文化潜力巨大，变文化资源大国为文化产业大国，实现文化强国就有了坚实的保障。

构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体系的实践探索

2017年1月25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下发了《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以中央文件形式专题阐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作还是第一次。《意见》的很多内容，实际上是习近平同志基于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发展作出的关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一系列重大论述之体系化凝练与落地。

一、关于传统文化的思想精华。在对传统文化（“国学”）学界和民间各种观点纷呈的情况下，究竟哪些内容属于我们要传承和弘扬的思想精华？《意见》从核心思想理念、中华传统美德、中华人文精神明确了三个大的方面，让我们摒弃纷争，沉静下来，实实在在地做更多精神文化领域的建设工作。对于那些可能存在争议的部分，《意见》在“重点任务”的部署首条就是“深入阐发文化精髓”，其中用了一个“深入研究”、四个“深刻阐明”，目的就是为了集国家力量认真系统地加以梳理探索和实证，取得共识，为下一步更好地开展工作打开局面。

二、关于“两创”方法论原则。自19世纪下半叶以来，我国思想文化界对传承和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提出了各种方法；在我党历史上，可概括为继承和发扬的方法。在此基础上，习近平同志提出“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力图从形式到内容实现传统文化的新生。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关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非常丰富。《意见》从“传承体系”方面初步勾勒出一个实施框架，制订了需要限期完成的重点任务，明确了组织实施和保障措施。这就最深刻地表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治国理政上发挥的思想文化资源功能，已经进入一个新的阶段。我们的期望，即如《意见》提出的：“坚持全党动手、全社会参与”，形成“人人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动局面”。

（作者系中国实学研究会副会长、国防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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